作者 | 幻想狂刘先生，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作家、自由撰稿人，著有 《剑豪时代——文艺复兴决斗史》、《从杀人之刀到活人之剑》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阿洛伊斯·弗洛伊德说：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当我们以这个角度去分析许多荒诞不经的传闻时，常常能够获得掩藏在荒诞之下的海量信息。流传已久的“宋代时日本人来华借种”的奇闻就是一例，认真对它开展研究后，你会发现这个看起来离奇又有点低俗的奇闻背后，除了当代社会一些奇妙的性心理，还隐藏着相当宏大叙事的一段东亚传奇。

关于“宋代日本人来华借种”的说法在中文网络流传的时日可谓不短，以致于你以此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显示出的结果会让大吃一惊。题目从比较保守的“日本女性竟然到宋朝来借种来改良日本人种” 到随意扩招的“宋朝时期大批日本女人到中国来借种”， 再到自恋拔群的“宋朝时期日本女人大规模来华借种，难道是大宋男人太优秀吗”， 还有一本正经进行归因分析的“古代日本女人来宋朝借种，只因日本人太矮”。

日本女人来宋朝借种的志怪故事是网络上经久不衰的段子

这些供人消遣的网络志怪，其实和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地摊文学类似，以耸人听闻的题目和半真半假的内容，抓住了读者特别是男性读者的心理，看完“宋朝时大批日本女人来华借种只因中国男人太优秀” ，再看一眼电脑屏幕上的日本动作片女星，便觉得她的眼神也主动了许多。只要稍有常识的人略一思考，就会发现这件事的疑点多如莲蓬，首先，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这样干明显是吃饱了撑的。

一、怒涛滚滚，借种何须舍命千里送？

与现在日本人从东京到上海好像跨省旅游一样方便不同，在古代，从日本到中国的海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玩命之路，根据日本学者龟井明德统计，整个遣唐使时代，日本渡唐人数是4525人，其中遭遇海难身亡的达944人，五分之一的死亡率让担任遣唐使成为了一项玩命的任务。

遣唐使是在日本是一项玩命的任务

究其原因，在于日本虽然是海岛民族，却不是海洋民族，日本列岛处于亚洲大陆技术输出的尽头，其造船和航海技术来自朝鲜半岛，唐人评价高丽和日本船：

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

可见乘坐这种船穿越日本海，简直和坐在澡盆里横渡金沙江一样危险，这个难度有多大呢？2010年，日本委托中国使用现代技术复原了一条1400年前样式的遣唐使船，仿效遣唐使来中国参加世博会，然而没有人敢冒那种风险，这条船是日本用货轮先运到黄浦江口，才由日本橹手硬是划到了世博会在上海的码头。而遣唐船是日本朝廷专门为远航制造的大船，所以也很难想象日本的民船来到中国的情形。

近年日本橹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复原的遣唐使船从黄浦江口划到上海

而日本在前期来华的路线是沿着朝鲜半岛的海岸向西，再沿辽东半岛航行，再从山东半岛登陆走陆路，比较安全，后期因为和新罗交恶，改为从博多横渡东海直到达明州时，便不得不穿过可怕的黑潮（日本暖流），遇难的比例便不断攀升，死亡率攀升到三分到四之一。而因为宋代中国的大部分北方都控制在辽金少数民族政权手里，穿越致命的黑潮就成了中日贸易的主要交通路线，日本船在盛行东北风、北风以及东南风的2-4月、9-11月这段时间出发，到达宋朝的明州，宋船则在起南风的5-8月起航，到达日本的福冈一带。

在古代令航海者难以捉摸的“黑潮”（日本暖流）

而日本、高丽的造船技术直到宋元时代依然未能有质的提升，1274年蒙古第一次远征日本时，尚未征服南宋的江南地区，而由高丽负责建造战船和提供水手，结果在一场风暴中，高丽人建造的劣质战舰像互相碰撞的鸡蛋一样粉身碎骨沉入海底，现代考古学者通过分析打捞起的蒙古战舰残骸，发现设计缺陷和工艺低劣是造成这场万人喂鱼大灾难的主要原因。

因为乘坐质量不佳的日本船穿越黑潮实在是太玩命了，遣唐使停止之后，宋日双方的民间贸易主要以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比较高超的宋朝为主导。日唐关系断绝后，作为东亚美元的唐钱输入停止，日本面临严重的货币短缺问题，虽然自铸了一些，但因铸币技术不过关，难以流通。宋朝商人发现在开封五贯铜钱才可以兑得一两的黄金，在日本只要一贯即可兑得，于是蜂拥而至。1161年，平清盛修建了博多港，成为了宋商聚集之处，宋商最多时在博多多达3-4000人，他们聚集的地方称为“博多津唐房”，后来成为现在的福冈唐人街。

所以，如果日本人真的要“借种”，根本不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东海达到中国，遍布日本的宋朝商人就是近在咫尺的播种机，“博多津唐房”更是聚居着大量宋人，难道“借种”这种事也和选购中药材一样，讲究个“种土不二”么。

博多港在中日交往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断章取义，国际海难救助变借种

然而玩笑归玩笑，众多网文提到这件奇闻时大都引用了一段宋代的记载，且惊人的一致，这说明这件事并非纯粹的空穴来风，那么，他们引用的这段记载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大部分网文引用的文字是这样的：

“倭国（日本）一舟飘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有的作者声明是引用了宋人周煇的笔记《清波杂志》，说明他显然没有看过真正的原文，因为这段文字，隐藏了几个关键性的信息。原文是这样的：

煇頃在泰州，偶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祼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澆淋 ，面四方呼其神請禱 ，即愈。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云，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趂便風以歸。

通过阅读原文我们发现了被网文所隐藏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些日本人显然不是专程来“借种”的，“漂泊”在宋代并不形容泛舟海上的浪漫意境，而是指在航海过程中未能掌握好风向和洋流，漂向了目的地之外的地方，宋代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飘风人”来称呼这些漂流到中国的外国海商。

从唐至宋，日本的造船技术并未得到大陆的技术输入，并无大的变化

其次，原文显示，宋朝对这些漂流到泰州的日本人进行了人道主义救助，提供了食宿。并且有一个翻译帮助进行沟通，明州即现在的宁波、舟山一带，是两宋对日贸易的中心，那里的人会说日文，也比较正常。后来宋朝朝廷下令将这些日本人安置在那里，等待起南风的时候，让他们回去。

刘永翔校注的《清波杂志校注》卷四《倭国》里在这一事件的下面注释：

【文獻通考卷三二四四裔一倭載：倭船「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船隻、物件盡數給還，仍給常平米賑恤」】

这里就清楚明白的说明了，这艘“借种船”是1190年（绍熙元年）漂流到泰州的，是一艘不折不扣的商船，宋朝朝廷除了对落难者进行了必要的救助外，还免去了这艘商船的“抽买”义务，所谓抽买即宋朝朝廷在海外贸易中，强制以官方价格收购外国商船的一部分货物。朝廷把日本人的船只和物品都还给了他们，按照规定给与了赈济粮，可谓宽宏大量，关怀备至。

这些载有妇女的日本船让宋人感到非常惊奇，宋人出海贸易时通常非常忌讳船上有妇女同行

三、远近亲疏，待遇不一引“借种”

那么原文记载中所说的“度种”是怎么回事呢？宋代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农耕国家，但在海外贸易中持重商主义的开放态度，随着北方的沦陷，南宋更加依赖海外贸易收入，从北宋皇祐年间53万贯、到治平年间达63万贯，至南宋绍兴年间的200万贯，到南宋灭亡前夕，海外贸易的抽成收入占到了南宋朝廷的十分之一。

如此大规模，高频度的海外贸易造成了大量的“飘风人”事件，尤其以和宋朝贸易关系密切的高丽和日本为多，淳熙三年( 1176) 有日本国人“泛海遭风飘至明州”。淳熙十年( 1183) 又有日本国“七十三人飘至秀州华亭”。绍熙元年( 1190 ) 、庆元六年( 1200 ) 和嘉泰二年( 1203) 又有日本国人分别遇风飘至泰州、平江和定海县。“借种”即发生在1190年这次漂流事件中。关于贸易关系更加密切的耽罗（济州岛）和高丽的漂风人的记载则更加多见。

宋元时代频繁的大陆—半岛—日本贸易造成了大量的“东北亚飘风人”现象

宋朝朝廷在对待“飘风人”的态度和观念非常超前，已经有了类似现在国际海难救助的概念，宋朝对不同国家的飘风人设定了不同的救助等级，其中以耽罗为最高一级，宋人不仅给耽罗飘风人提供食宿，而且还赏赐礼物、钱粮给他们，每隔几天就由地方官设酒宴招待，并且用安全性能好的宋船护送其回国。

在与耽罗飘风人的接触中，宋人发现耽罗造船技术落后，将桅杆固定在龙骨中段与船连成一体，遭遇风暴时很容易倾覆，宋朝工匠将转轴和起倒之法传授给耽罗人，使用了这种技术的船在遭遇风暴时，可以将桅杆放倒，等风平浪静了再竖起来航行。《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听到波斯商人提到中国帆船可以在风暴中放下桅杆，感到十分惊讶。

宋朝对待高丽飘风人的待遇与耽罗相似，不同的是宋朝人并不向高丽人提供造船和航海的核心技术，只提供食宿、赐给钱粮，定期赐给酒宴，然后护送他们回国。

宋朝对待日本飘风人的待遇比较低，态度也比较冷淡，仅提供基本食宿。淳熙三年漂来的日本人，漂泊到明州后，连基本救助都没有得到，一路乞讨到南宋首都临安，才由朝廷下诏每天给钱五十文，米两升，没有任何赏赐。对1190年这一次“借种船”事件，朝廷仅给“常平米赈恤” ，常平仓是宋朝赈济灾民的仓库，提供钱粮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护送服务，让日本人起了风就自己回去吧。

两宋对海外贸易高度依赖，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远胜高丽和日本

宋代对待日本飘风人的冷淡态度，来源于宋日唯一的一次元首级别的外交，1073年，宋神宗致信函与礼物给日本天皇，但因信中有“回赐日本国”字句，把日本君臣难住了，关于宋朝皇帝到底有没有权力把日本天皇当藩属的问题日本君臣整整撕了五年，直至1077年，日本才决定以太宰府名义回信，而宋朝朝廷已经对建立外交关系意兴阑珊了，但对宋日民间贸易还是持欢迎和保护的态度。

因此，原文记载中的“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 与其说是“借种”，倒很可能是一次跨国卖春，直到明治维新前，受儒学影响较轻的日本农村中，性观念依然原始淳朴，和“外来人”发生性关系依然不算是什么事，没有父亲或者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儿童尽管受到闲言碎语的讥笑，但并没有严重的歧视。奈良时代的《万叶集》里，诗人高桥仲麻吕描写歌（男女对唱山歌）时的场面时写道：“人妻も我も交わらん、我が妻も人から誘われよ（人妻与我欢，我妻亦诱人）”，其大胆程度足以让现代的性解放者们都大吃一惊。更遑论清末民初之际，大批日本妇女来到上海外白渡桥一带、南洋、甚至西伯利亚做皮肉生意，直到日本西化渐深之后才意识到有伤国家体面，进行了召回。日本电影《望乡》描绘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万叶集》类似中国的《诗经》，艺术风格朴实大胆

这种迥然不同的性风俗之下，搞点合法活动凑点回家路费在日本人看来是很正常的，自然也让宋人大吃一惊，作为一件奇闻异事记录在笔记中。如果说这是借种也算成立，不过宋代关于日本飘风人的记录极多，发生“借种”事件的仅此一例，作为猎奇事件在市井传播的过程中，反而盖过了事件背后的宋朝超前的国际海难救助机制，让人不免感到遗憾。

宋朝的国际海难救助机制在救助别国落难者的同时，也得到了日本、高丽等国的回应，在宋朝飘风人流落这些国家时，往往也得到救助和优待。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次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的雏形，在这一合作中，即使日本不愿意进入传统的东亚朝贡体系，宋朝依然以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了日本，这种将外国视为平等贸易伙伴而非藩属的世界观，与之后因为名分问题闹出“嘉靖大倭寇”的明朝，以及在对外观念上更加落后的满清相比，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前和进步，对现代中国人构建当代东亚观，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也有相当的参考意义。

中日韩三国这段友好交往的贸易史，无疑要比几个世纪之后的兵戎相见温情的多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外国七日本国”

【2】（元）脱脱：《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外国三高丽”

【3】（宋）周辉原著，刘永翔点校：《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4】（宋）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四《奏给遭风倭商钱米以广朝廷柔远之恩亦与海防密有关系》

【5】（日）藤田明良：《分别共存的海》，摘自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日）市古貞次校注.平家物語(一)[M]．東京: 小学館，1988．

【7】（日）荒木博之．解説――朝日長者伝説[M].東京: みずうみ書房，1987．

【8】（宋）洪迈：《夷坚志》庚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