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北京街头的人们还穿着蓝色和深绿色的衣服，自行车是城市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街道上偶尔还有马车驶过，马路上留下一滩动物粪便。

这一年，可口可乐刚刚进入中国，大多数中国人对可口可乐的印象是急支糖浆味的怪水，只有少数人品到这种碳酸饮料的好。托人办事，送可口可乐比送茅台酒都好使。

而对比一下，20年前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战后第一次面向世界敞开国门，便接待了近三万名游客。

邀请日本人来中国访问，不仅为里子，也是为了面子。

02

领导人许下一番豪言之后，准备工作热火朝天而又悄无声息地展开。

筹办的具体事务由团中央负责，一位也姓胡的年轻人担任了筹办委员会的秘书长。根据行政命令，从全国各机关、高校和旅行社挑选的接待人员组成了接待队伍，开始培训。因为要邀请三千人，所以翻译就需要好几百个。

在当时的中国，凑齐几百个会日语的人可不容易，几乎把全国的日语老师都调来了。

老师们来了首先要培训宾馆和招待所的服务员们，让他们学会一些简单的日语，比如“空尼叽哇”（你好）。

工作人员们需要学会的日语更长，虽然只有一句：

中国と日本は、水と水との友好的な隣人であり、世代を超えて引き続き友好的である。

意思是：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啊。

那个年代，什么都免不了口号。即使是用日语。

为了给日本人一个好印象，中方的工作人员都开始收拾打扮起来，不少人此时才领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套西装。

这一年，西装品牌金利来刚刚进入中国。一套西装售价40元，大概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不要说个人买不起，国家都买不起。

大家的西装是找裁缝统一做的，跟小学生订购校服一样，根本没有量。所以大家穿起来都松松垮垮，像把全套家当穿在身上的难民。很多人还没学会打领带，只能提前一天找人帮忙打好，晚上睡觉都不敢摘下来。

每个参加筹备工作的工作人员，一天的伙食标准是2元钱。这2元钱也不全是国家出，个人要交一部分。交多少呢？看你的工资超没超过100元。超过了，你每天要交7毛钱。没超过，那只交5毛就可以，但需要另交一斤粮票。

这么节省，是因为经费确实紧张。由于是中国邀请，3000人访华的费用主要由中国承担。中央的预算一共拨出了800万元人民币。

这800万在1984年的中国绝对是天文数字，让人想一想都觉得恐怖。但光国际机票钱就花了近一半。为了省钱，他们什么办法都想尽了。

其中一个办法是，向这项活动的筹委会主任，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求助。王震听完汇报，当着他们的面拿起电话，打给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员：

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来访，这是全国的大事，现在交通有困难，你们空军能不能借几架飞机用用？

要几架？

哦，你们要几架？8架？哦，那就9架吧。

好的。

王震在军队里有威望。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是359旅的旅长，“南泥湾”的直接缔造者。

也是著名的抗日将领。

03

来自中国的邀请，让日本又是一片震动。

日本没有一个政党或者团体能组织起3000人来中国访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邀请，发给了日本政府以及全国的47个都、道、县、府，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党、学会、青年团队，还有一些友好人士，一共发出去200多份邀请。

这200多份邀请，没有一份被拒。

访问团里大部分都是青年人，但也有例外。年龄最小的是日本女歌手芹洋子的女儿小亚美，才2岁；由于妈妈是演唱《四季歌》的日本国民级歌手，她被抱在怀里来了中国；年龄最大的是87岁的全日空航空公司创始人冈崎嘉平太。这位老人致力于中日友好，一生竟来过中国100次。

更多的人参加这次访问团，纯粹出于命运的巧合。

30岁的香川县农民大平敏弘，有个身份是县青年联合会的副会长。中国的邀请分到县里只有一个名额，本该由会长去，但会长正好有事，打电话问：

大平桑，你能否去一趟？

大平大喜过望：

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你不能去，太好了。

38岁的菅直人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这所大学以工科闻名，从来没有出过职业政治家——除了他。当时的他正从属于一个叫社会民主联盟的小党，这个党受到了邀请，他也成了访问团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