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西之水，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日本史作家，出版作品《谁说日本没有战国》《第〇次世界大战》，目前研究方向为大正昭和时代政党政治、昭和时代日本军部与官僚体系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由于工作需要，笔者在2018年8月前往日本山口县萩市，即原长州藩藩厅所在地，探访日本趣事秘闻。刚一进入著名的明伦博物馆（原长州藩藩校遗址，如今改为博物馆），便发现一张有趣的江户时代画作。

这幅水墨画中，一名西洋男子坐在东方式的石阶上，手中捏着一个如同核桃的果子，抬首望着后面的树木，若有所思。“这是在画什么呢？”我问了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得到一个始料未及的答案：“这是描绘牛顿被苹果砸到，发现万有引力的画作”。见我满脸疑惑，工作人员又补充：“日本人当时没有见过苹果树，所以树木的绘画方式就融合了一些日本杉树的特征。”

江户时代日本人所绘“牛顿与万有引力”

“当时的日本人，就已经知道牛顿与万有引力的故事了？”

“当然知道，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不仅是画作，明伦博物馆里展出的各项江户时代实物，如座钟、手摇扇、天文球、天狗眼镜（近视镜）都足以证明江户时代的庶民生活早已有了西方科技的浸淫。不禁恍然大悟，一直以为江户时代闭关锁国、愚昧无知、科技落后，然而真正无知的却是想当然的自己。

奇技淫巧：江户日本对待科学的实际态度

早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前，日本人就已悄然开启“西化”之路。

鸦片战争后，清人魏源《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东洋第一大国清朝战败的消息让日本人大为震惊。为了应对突变的国际局势，日本江户幕府与各地诸侯都开始想方设法充实“海防”，并着手引入西方科技。在这一过程中，西南各藩由于频繁与国外贸易，最早产生忧患意识，也诞生了最早的“西洋事业”。

萨摩藩集成馆

1851年，萨摩藩第28代藩主岛津齐彬开始建设“集成馆”，不仅涉足火炮制造、西式帆船制造、武器弹药等军工行业，也广泛涉及纺织、食品、煤油灯等民生行业；1856年，长州藩也不甘落后，按照荷兰人传来的图纸建成了西式制铁高炉与制铁所，并先后采取俄国造船技术与荷兰造船技术建成“丙辰丸”、“庚申丸”两艘日本最早的近代化军舰，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1859年，肥前藩则建成三重津海军所，设置了造船渠与船只修理设备，日本近代第一艘纯国产蒸汽船“凌风丸”就是在这里制造完成。这些产业遗迹成为明治维新之前“富国强兵”与“殖产兴业”的代表作，在2015年以“明治产业革命遗迹”之名联合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应该说，之所以能迅速接受西方事物，还是因为日本人很早就对西洋产品有所了解与使用。

江户时代庶民使用的科技产品

从这张江户时代的杂货小广告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庶民阶层已经可以买到一些有趣的西洋产品作为日常消费品。

“橹时针”是座式摆钟，由于钟身像一座微缩版的瞭望楼（橹）而得名，钟内有一垂下的钟摆摇动计时；“天狗眼睛”则是近视镜，专门为鼻梁低矮的日本人设计；“显微镜”在1750年左右由荷兰商人引入日本，到1781年日本人自己也模仿制造出第一台国产木制显微镜；“寒暖计”便是温度计，也是由欧洲传来、随后迅速国产化；“无尽灯”则是由日本人自己发明的自动添油式油灯，通过发明家田中久重的巧妙设计，煤油燃尽以后，气压变化会把储存罐的煤油挤到燃点，从而使灯可以持续不断地燃烧下去。不妨想像一下，一个江户时代的町人（市民）家庭可以拥有这样的器具，不得不说江户日本对于“奇技淫巧”有着狂热的喜爱。

“橹时针”

田中久重也成为后世的重要人物。1850年代，他被肥前藩藩主锅岛直正看中，受邀前来指导藩的各项西洋化事业，参与制造了日本最初的蒸汽车和蒸汽船模型。在出仕肥前藩期间，他在制铁高炉的设计建造、蒸汽船“电流丸”的蒸汽缸制造、国产蒸汽船“凌风丸”等多项重大工程中担当重任。明治维新以后，他享誉为明治时代的“东洋爱迪生”，来到东京芝浦开设“田中制作所”，这个制作所后来以“东京芝浦”的简称为号，成为大名鼎鼎的“东芝”集团。

应该说，对于江户日本而言，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这些学问从来不是“奇技淫巧”，而是正经学问。日本17世纪数学家关孝和（1642-1708）曾任江户幕府的要职“勘定吟味役”（审计官），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大量数学问题而走上研究之路。关孝和以中国宋代的“天元术”（即代数）为基础，在1674年所著《发微算法》中第一次提出“点窜术”，使得东方算术法可以表达如同微积分、线性代数的各类概念，1712年所著《括要算法》更是提出现代数学的伯努利数、二项式系数等概念。关孝和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形成日本数学的“关流”，这也成为日本数学能够顺利与西方数学交汇的起点。

关孝和之所以对数学精通，是因为幼年时期熟读日本数学启蒙书籍《尘劫记》。《尘劫记》由江户初年的数学家吉田光由执笔，书中囊括了数词、各种计量单位、九九乘法表等基础的数学常识，也讲解了面积、体积等实际问题，网罗日常生活中所需几乎全部数学运算。后人不断为《尘劫记》加以丰富与改版，乃至配以插图，到明治初年已经累计有300多种版本出版，是江户时代普通孩子们的必读书目。

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关孝和这样的数学家，但普通人的文化水平也不可小觑。嘉永年间（1848-1854），江户町人的就学率已达到70%-86%，而同时代英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不过20%-25%，俄国的莫斯科只有20%。据近江国神崎郡北庄村的名簿记载，幕末全村有91%的村民曾在寺子屋学习，6岁以上可以书写自己名字的比例男性达到89%，女性为39%。西方研究显示，在1870年左右，各年龄层40%-50%的男性和15%的女性可以完成日语的阅读、书写和算术，且多少了解一些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这不仅在东亚，在全世界而言都是相当高的水平。

日本天文学者涩川春海于1695年制作的地球仪

诚然，江户时代日本人学习的东西有些陈旧迂腐，但无论什么样的先进思想与科技，都需要受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与识字能力才能完成。

然而江户幕府并没有义务教育，为什么普通日本人会学得这么好呢？

自治互助：从寺子屋到番屋

在维新志士的眼里，江户幕府是一个封闭、专制、独裁的政权，这也是明治维新能够抢班夺权的合法性所在，然而抛去政治需要，我们会发现江户时代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存在于其传承悠久的自治与互助传统，这也成为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础。

首先便是面向普通百姓的初级学校“寺子屋”。“寺子屋”起源于寺院为普通民众传播知识的活动，借助江户时代工商业的发展而在江户、大阪等大城市逐步流行起来。授课老师多为有一定知识的市民（町人）或下级武士，通过教书获得收入补贴家用，为了吸引更多学生报名，授课内容不仅限于基础的“读写算”，还涵盖了地理、人名、书信、自然科学等实际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学问。

江户时代的寺子屋常有女性教师与学徒

教材方面，除去上述的《尘劫记》以外，启蒙读物《千字文》、《唐诗选》，书信写作范例《庭训往来》、《商卖往来》，地名手册《国尽》、《町村尽》等书籍都是寺子屋重要的教授书目。据统计，在幕府末年，日本全国共有16560间寺子屋，仅江户就有400-500间大规模的寺子屋，算上小规模的合计共有1000-1300间。虽然学生没有学龄限制，也没有明确的毕业时间，但寺子屋让大量市民初步了解社会规范与文化知识，成为他们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媒介。

除去教育，町人互助也存在于公共卫生层面。每一个町都会有专人经营“辻雪隐”（公共厕所），收集人体排泄物作为肥料售卖给农家，这就使得城市整体非常干净。而在同时代欧洲，随地排泄却早已是习惯，甚至一说认为高跟鞋的产生最早就是为了不踩到地面污物。江户时代末期的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曾在回忆录《大君之国》一书里感叹道：“日本人是清洁之民…地面上没有污物阻碍通行，这在我去过的欧亚大多城市都不可思议”。

16世纪末期修筑的大阪下水道一直沿用至今

更为独特的町民互助组织便是“町火消”（市民消防队）。古代日本建筑多为木制，一处失火很容易导致“火烧连营”。1657年3月2日，江户城爆发连续三天的巨大火灾，包括江户城天守阁、各大名居所在内的大量建筑遭到烧毁，死者人数在3万至10万人之间，幕府不得不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修复城池与市民居住区（城下町），引发财政危机。这起巨大火灾让江户幕府认识到消防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在市民居住区成立了官方运营的“町火消”。

“町火消”最早由幕府机关管理，然而官方死板的管理模式难以应付频繁且无规律的火灾，于是从1720年开始，幕府决定将“町火消”改由民间运营，每20个町编为一个组，划分区域各自开展消防工作。

落合芳几《假名组与装束》，表现了隅田川以西47组的不同形象

“町火消”分为63组，其中隅田川以西按照日语假名分为47组（古代日语共有47个假名），以东分为16个组。为了保护自家财产，町民自发雇佣建筑工人、下水道工人等群体，到1738年时，町火消的人员已达到了10642人。一到火起，“町火消”倾数而出，奋勇当先，将消防当作战役。为了在混乱的火场予以分辨，各组均绘制了独特的旗帜，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各自的社群文化。

随着势力逐渐壮大，“町火消”的出动范围也从最初的市民居住区扩大到武士居所、神社寺庙等贵族居住区域。1747年江户城二之丸失火时，幕府首次调动了城内的“町火消”帮忙救火，之后也经常担任警备等日常工作。“町火消”逐渐成为江户备受尊敬的职业，甚至谈婚论嫁时也很有优势。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1894年制定了统一的消防规则，“町火消”转型成为警察局下属的官方消防机构。

在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并没有提供全部公共服务，反而是下放权力，允许在町人互助的基础上开展自治，这就让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发展起来，形成了独特的“番屋”制度。

所谓“番屋”，是指居住区值班的岗哨，由市民运营，费用也由市民组织承担。“番屋”分为两类：“木户番”设置在每个町的木制大门（木户）附近，防止盗贼进入或逃走，一般由年龄在40岁以上的町人看守；“自身番”设置在大街把角处，因为房东或地主本人亲自在“番屋”做警备而得名。

日本町人居所附近设置的“木户”

“番屋”制度不仅为市民提供了日常巡逻、警备、指路等公共服务，也为内部调停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当时如果町民内部发生矛盾冲突，首先会由房东或地主出面调停；如果争执不过，便交由上级单位“町名主”进行协调。由于每个“町名主”需要兼顾七八个町、甚至要二三十町的事务，加上一旦离开“番屋”体系，各级经手人就会收取价格不菲的手续费，促使大多数纠纷停留在“番屋”这一级解决。

应该说，明治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完成近代化改革，走向大国崛起之路，不仅是因为日本人善于学习的精神，更是因为他们在科学知识与社会组织层面很早就有了发展，形成了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社会的自治体系与组织形式。那么明治新政府并不需要重整城市内的自治体系，相反，只需要耐心接纳从江户时代延续而来的传统，那么科学素养充分的江户町人就可以自发顺应时代，完成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