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给日本带回的,不只是年号

遣唐使是日本历史上非常伟大的创举，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遣唐使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跟随著名历史小说家陈舜臣，来了解日本历史上这一瞩目的存在。

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注：也称“大化改新”，为645年6月发生的古代日本政变。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大贵族垄断政权的体制，向中国唐朝政治经济体制学习，成立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日本的国家体制。

此目的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如此强烈地被提出来，我想，还是因为中国南北朝状态的结束。

隋炀帝（569—618）结束了南北朝的对立，实现了统一。这是7世纪初的事。在大陆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日本。

中国南北分裂时，仅仅南朝的力量就已足够强大，而今南北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权，这会给日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让日本不得不开始思考对应之策。

由此，日本认为有必要建立起之前一直在摸索的“国家”体制。日本建立“国家”体制的必要性已经迫在眉睫了。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仅维持了三十多年。隋统一南北后不久，便于公元618年被唐朝取代。在此期间，曾有被认为是圣德太子派遣的“遣隋使”入隋。

如前所述，当时“遣隋使”所持的国书等文件在中国的史书上均有记载，但在日本方面则未见记载。

那份国书很有名，日本在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并在文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乎”，可谓态度骄慢，或者说是逞强吧。

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那份国书写得相当装腔作势。国书当然是用汉文写的，估计出自渡来人（注：广义上是指从海外来到日本的人）之手，而且是对形势很熟悉的人。

他写这样的国书，倒也不是井底之蛙不知深浅，我认为他应该是觉得如果不那样写的话，有被忽视的可能。

隋炀帝

事实上，那份国书呈上后，隋炀帝大为不悦，言道：“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炀帝说今后若再有这样令人不悦的文件，就不要呈递给他了。

尽管那份无礼的国书激怒了隋炀帝，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给隋炀帝留下了印象。我想这也是一个成功之处吧。

提起大化革新之后的国家建设，我们的脑海中会马上浮现出藤原镰足（614—669，藤原氏之祖）的名字，不过在创建国家基础的人们当中，还有一些学僧，比如高向玄理（？—654）、旻（？—653）等。

他们都是新来日本的，虽然在“新来”的概念上存有程度的问题，但他们都不是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几代的人，而是在父母一代或自己这一代来到日本的。

这些人在大化革新后制定了国家制度，而且他们之中的高向玄理还被派遣到了隋。

他在隋朝生活了三十余年，并在那里去世。在他们这样的人中，说到对自身的所属或者说归属，即自己到底是日本人还是隋朝人，连他们自己也会感到茫然。

从日本的历史上看，高向玄理确实是日本人。在隋朝三十年的他，一直自称是高句丽或者百济出身。但他本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者入隋后，在隋的首都又是被别人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

孝德天皇画像

像他这样的国际人，在大化革新时期非常活跃。从另一角度看，用不太好听的话来说，我认为就是日本为了创建国家而利用了他们。

遣唐使

度过那个时期之后，派遣使就变得纯粹了。

用“纯粹”这个说法或许有些怪异。也就是说，那些实际已归属日本的人，比如我们熟知的吉备真备（693—775，奈良时代的贵族）、阿倍仲麻吕（698—770，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开始被选为使者前往唐朝。

他们被选为遣唐使的理由是：为了不浪费学习时间，使者们需要先掌握一些汉语。也就是说，很多渡来人家族的人得到了重用。

阿倍仲麻吕

我读过中国方面对这些使者的记载，感觉他们多为外形良好、品行端正之人。外形良好就是指他们的样貌英俊。

那时的中国，视中华思想为世间核心，因此对外国多有轻蔑现象。不过，对日本的使节却常见褒奖。

粟田真人（？—719，奈良时代前期的贵族）在中国的史书上被称为“真人”，文中赞扬他的容颜俊秀不凡。在中国的记载中，对外国人有如此记述实属异例，可以想见他是相当俊美的。

粟田真人

挑选这样的人物，包含着国家的意思。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所以选出的人必须是不能被中国挑出缺点的人，对任何有关古典的话题都能进行交谈的人。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必须样貌良好。日本认为派遣容貌不端正的人是不妥的。“他们代表日本”——这种意识非常强烈。

渡海之谜

有关遣唐使，始终存在着一个不解之谜，那就是他们出海的时期多为航海条件较差的日子。据专家们说，很可能派遣使者出海时，他们并不具备季风的知识。

从前，遣唐使的出发日期好像是由宫中的阴阳师、祈福者或巫师来决定的。

只要阴阳师说几月几号出发，使者们就会言听计从吧。若确实如此，那么占据宫中的那些“乌鸦嘴”以及巫师的势力一定是很强的。

因此，具有季风知识的沿海一带人们的意见很难获得重视。若说那个时代还相当原始或许有些过分，但也没有人们想象的先进吧。不具备季风的知识在那个年代绝不可能，至少熟知这方面的人应该是有的，只是很难举出具体人物。

我想，在当时渡海实在是太难了，风向、气象等问题，如能得到行家的指点就好了，可惜没有。这的确是遣唐使的一个悲剧。

有关这个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谜，但我认为这都是宫廷阴阳师、占卜师的势力太强所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阿倍仲麻吕来到唐朝时还是一位青年，他是717年的遣唐使。有关他的出生年月说法不一。有的说是701年，有的说是698年，但无论哪种说法，来到唐朝的时候，他肯定未满20岁。

不过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入唐后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太清楚，但最后做到了“秘书监”一职，这是一个高官的职位。简单地说，这个职位相当于日本国会图书馆馆长，但实际上还要重要得多。

遣唐使船

所谓“秘书”，并非是我们想象的只是从事处理文书等工作，而是“秘藏书籍”的“秘书”之意。这些书被收藏于图书馆，而馆内任职的都是官僚，都是将来要成为国之栋梁的人。

秘书监的官级是从三品，与将军相同，在当时属于部级官员。按说，即使是副部级干部，也是很高的官职了，而他却担任了秘书监。能担任如此高职，他应该是通过了科举考试。

在唐朝，阿倍仲麻吕被看作自己国家的官员，虽然他是被日本派遣赴唐的，但唐朝对此并不在意。

所谓世界帝国的胸襟，大概就是如此吧。

在唐朝这个世界帝国，军人中也有不少外国人。在国防前线，竟也有很多外国人。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吧。

比如，发起叛乱的安禄山，被称作“杂胡”。大概是西域少数民族和伊朗系的混血儿。其他外国人还有很多。而当时的唐朝对此丝毫不介意，他们觉得在唐的人都是唐人。

安禄山

因此，阿倍仲麻吕即使一再表示自己的归属是日本，唐朝也并不在意。

阿倍仲麻吕之前的藤原清河（生殁年月不详，奈良时代的公卿）也曾在唐朝供职。从现在的国家观念来看，这是很难理解的。

德川时代，国家意识日盛。在国家神道的时代，水户的国学家藤田东湖等人对阿倍仲麻吕的评价非常刻薄，辱骂他不是日本男人，指责他放弃日本而供职于唐朝，声言供职于外国简直就是岂有此理。真是可怜啊！

阿倍仲麻吕其实曾打算回国，但没有得到许可，于是长驻唐朝。

再后来，终于决定回国的时候，恰与鉴真和尚来日本大约同期。他乘坐的船因遭遇海难受损，漂流至越南一带，无奈只得重返长安。他确有归国之心，且事实上也曾乘船踏上归途，对他如此这般指责辱骂，实在是没有道理。

在唐五十余年，阿倍仲麻吕逝于长安。他写有一首望乡诗，这首诗代表了众多渴望归乡人的心声。

阿倍仲麻吕登高望乡浮世绘

和阿倍仲麻吕一样，从日本来到中国，后来在中国怀着思乡之念辞世的人有很多。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这首望乡诗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对制度的学习

当然也有归国的人，而且归国的人占了多数。那些人在归国后促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律令国家。

日本从唐朝引进了律令。律、令是指国家的规则，也就是行政、司法。两者兼备才能称之为国家。

不过，日本也不是完全照搬中国的。像阿倍仲麻吕这样久居中国的人，能够给新的遣唐使们提供建议。我想，在众多建议中大概也提到了唐朝看似完美制度之中的欠缺吧。

遣唐使初到长安都会被迷住，一定会惊叹在世上竟有如此美妙之都，于是便认为那里的制度也都是完美的，他们也一定是抱着这种心情踏上归程的。

然而，渡海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鉴真和尚的记载中，从宁波出发进入琉球，有时需数十日等待风向适宜，或等待修理船只。

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人冷静下来思考，也就是说，这段思考时间让他们觉得将中国的制度照搬到日本是行不通的。

鉴真东渡

比如，科举制度。通过书面考试录用官吏，这似乎非常合理，看上去好像有才之人能够得到重用，但这种制度如若搬到日本，势必引起日本社会秩序的混乱。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哪个系统的官职归属哪一支藤原族系的家族都是有规定的。

我想，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科举制度才没有引进到日本吧。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制度，其最大理由是为了避免社会秩序的混乱。官僚仕途早有一定之规，无名之辈想踏入高官行列可谓难上加难。

所以，我想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制度，一定是那些久居唐朝的遣唐使针对日本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考虑。

从中国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其中，记载了来唐朝的日本人——大概是遣唐使——争先恐后地抢购小说。

日本人喜爱小说的程度，在唐朝人看来，或许有些异样。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当时的科举制度究竟如何，但基本教养应该是以儒教为中心，以四书五经为“主课”。

按道理说到唐朝学习的日本遣唐使应该去拼命购买研究类的书籍或四书五经，然而他们却抢着去购买在当时唐朝评价并不高的小说，并带回了日本。

废止

公元894年，菅原道真（845—903，平安时代的公卿、学者、文人）被任命为遣唐使。他提出：“遣唐使可以停止了。”随后，遣唐使被废止。

菅原道真

准确讲，这是第19次派遣。其中也包括任命之后没能赴唐的情况。如果再加上来日本的唐朝使者的次数，那就更多了。

但那个时期，唐朝已进入末期，数年后的消亡已不可避免，这一信息早就传到了日本。

菅原道真当然不是惧怕航海，恐怕他是认为那时即使去了唐朝也没有什么意义吧。我想，他是自信地认为该学的东西都已经学到了。

另外还有一点，当时新罗的商人非常活跃，只要搭乘新罗的船，去中国也不必以遣唐使的身份，随时想去就可以去。

有一个叫“弓福”的新罗商人，在日本、唐、新罗之间做了很大的贸易。他的船只经常出入日本。总之，如果有事要去唐朝的话，可以即刻起身，实在不必大费财力地以“遣唐使”这一郑重的身份去。

能向唐朝学习的，已经学尽，加之唐朝自身已陷入危机状态，遣唐使由此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