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素桢 中国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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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学者、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硏究会常务副会长、吉林师范大学原教授李素桢博士，旅居日本多年，采访了多位侵华日军老兵，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口述资料。本文摘编自李素桢博士的采访日志，时光荏苒，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文中保留了当年访谈时写的“今天”和年龄。只有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我们才会更加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月7日，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纪念日。一位网友说：“长存的是历史，更是和平与正义；是血液里流动的对同胞的爱，对家国的爱。”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摘编李素桢博士的访谈实录，以此铭记这段历史——

我在日本记录侵华日军口述史

文/ 李素桢

研究历史，各有方法和视角。我访谈日本侵华的亲历者，用音视频的方式记录下他们口述的所为、所见、所感，至今已二十余载。

在东亚地域文化史的课堂里，我曾对两个班1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让学生回答“9月18日”和“8月6日”在历史上是什么日子。只有两名学生能回答前一个问题，其中一名来中国留学过，另一名是战后在华残留孤儿的孙子。而对“8月6日”，所有学生都能回答。这一天，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长崎投下。

那次问卷调查对我刺激很大，不仅激励我继续对侵华老兵做口述调查，还促使我要设法传播他们侵华的口述证言。因此，我在日本创立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定期召开口述历史讲演会，让那些渐趋风化的历史亲历者登上讲台，让他们口述历史，撰写历史。为了宣传，还自费记录、印制口述证言资料集，发给青年人阅读学习。“节衣缩食与时间赛跑”这一行字，我写在日记的首页，告诫自己每天执行。

如今，已访谈数百人，集聚了大量的录音录像、照片笔记、问卷信件等口述历史的资料。对着堆满了房间四壁、枕边床下的访谈证言，我发誓：要尽快整理这些历史证言，以此揭秘历史，留住渐被风化的历史；不仅要把它带回家乡，还要公布于世界：以史为镜，建设未来，让悲惨的战争永不再现。

20多年前，我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研究课题是“日本人在伪满洲的汉语能力检定研究”，因为文献资料的极度缺乏，只能到民间去调查，访谈曾经在伪满洲居住过的日本老人，由此结识了曾经是日本侵华老兵、满蒙青少年义勇军、满蒙移民的开拓团员。当我走进了他们的世界，进入了他们的记忆隧道之后，就再也不能转身退回，越走越深，越走越广。我看到了一幕幕有形有声、有骨有肉、与传统历史文献不同的活史料：把它由点到面地连缀起来，形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对话的历史画卷。

这一幅幅口述历史画卷，鲜活地证实着不被传统史学所记载的史实，铁证如山地告诫任何想抹杀当年日军侵略罪行的做法都是徒劳。

二十余载的访谈，满是酸甜苦辣，非此纸面所能尽表。摘录数段访谈日志及所感，感谢读者垂目。

被赶上了侵略战场，

变成了杀人的“魔鬼”

今天第三次访谈小林宽澄。小林宽澄从小处身于主张行善修好、恶事不做的寺庙主持之家。当时的义务征兵令把20岁的小和尚赶上了中国山东战场。为了训练他杀人的胆量，班长指着在田边走路的几个农民命令他：“把他们用刺刀穿在一起！” 我问：“被杀的是中国军人俘虏吗？”小林回答：“不是，就是普通的农民。”

小林宽澄（右）接受李素帧采访

之后，我又调査到侵华兵冲勇的自述。冲勇说：“1943年大型作战告一段落。我从驻地山西省赵城县出发的前夜，去了朝鲜人的慰安所，感染了急性尿道炎，感到非常的痛苦，变得自暴自弃起来。知道了这件事的甲等干部、候补生出身的同年兵中岛知久男少尉，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好像大队本部要杀两名俘虏，对了，要不把脑髓烧黑了吃吧，是特效药呢。’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这句话：要是这么治好了也不用花钱，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便失去人性地回答道：‘那就拜托了。’ ”（写于2012年6月27日）

“少年的父母该多么痛苦悲伤啊！”

2014年7月，伊藤得治老人带我去找50多年未见面的战友久保寺。他们都曾去过山东战场，后被苏联军抑留，1965年从抚顺战犯管理所一起归国。多年未见，但伊藤还记得他家附近有一条不宽的河，河两岸都是田地，农家不多。我们早晨6点出发，向着他50年前记忆的地方开车。经过问询当地派出所、正在除草的老菜农，终于在13点之前，找到了久保寺的家。他已经94岁，不能外出走路，勉强地扶着墙走到我们面前，想了好一会似乎想起来的样子，与伊藤握手。他听伊藤叙述着曾经一起被抑留的那些事，没有什么回应，记忆很模糊的样子。

当伊藤向他介绍我访问的来意时，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你是中国人啊，对不起，当年我杀害了两个中国少年。大约12－13岁吧。”我问：“为什么杀他们？”他不假思索立刻就回答说：“上司命令的，训练我们新兵杀人练胆，少年的父母该多么痛苦悲伤啊！”我问：“可以写一下这件事吗？”“可以可以。”他毫不犹豫地写下：“在中国山东，我亲手刺杀了两名中国少年。”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对70年前侵华战场上他经历的事大多已记忆模糊，可他亲手杀害中国两个少年的事，却牢牢地刻在他的脑中。我感觉到他见到我，好像见到少年的父母，憋在心里几十年的罪恶感立刻释放了出来。

久保寺（左）与李素帧合影

谁都不愿意主动说出自己的丑事和罪过，尤其是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在我访谈的侵华老兵中，有不少人说自己杀人、放火、强奸；没有上过战场的少年义勇军松本元吉说：“我们十四五岁被当时的国策骗去了，在零下40摄氏度的满洲，我们偷、抢中国农民的东西，干了很多坏事。” （写于2014年7月31日）

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我们不是卖国贼！”97岁的前田光繁对着我的录像机，几乎是喊出了以上5个字。是啊，70年过去了，他们那批反战同盟的日本籍八路军、解放军，在日本国内曾被监视，找不到工作。至今也没有被正确评价，被视为异类，被轻视，甚至遭右翼打击，有人谩骂“老不死的，滚出日本！”“不配做日本人，卖国贼”“再到处乱讲，小心脑袋”等等。1953年或1958年刚回国时，他们受到日本警察的严密跟踪、监视盘查。

新中国空军摇篮、东北老航校教官筒井重雄1958年回国后，警察不仅多次到他家查问，还在他家正对面卖面包的楼上租了一个房间，24小时监视他。

我问前田：“回日本后警察一直都监视你吗？”“开始时，警察每个月定例来我家一次，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才渐渐地宽松了。”“你有压力吧？有没有恐惧感？”“压力当然有。主要是被视为‘赤化＇，不仅自己找不到工作，就连在中国出生的女儿，上学时也曾受欺负，就职也受到影响。我有经济压力，但是没有恐惧感。警察来盘问，最近干什么了？为什么反战等。我向他们讲道理，说明战争的罪恶，自己亲眼看到‘三光作战’，对中国百姓烧杀的场景。我反对侵略战争，没有错。当年，我反战是为了被俘虏的日本士兵不自杀，是为了让自己的兄弟们知道‘这不是圣战，而是侵略’，不再做侵略战争的牺牲品。现在是为了日本青年不再被赶上战场，他国的百姓不再遭受战争的涂炭。”

前田光繁（左2）与李素帧（左3）合影

“你这样讲，警察说什么？”“刚开始他们听不进去，经过多次反复的说明，渐渐地他们不质问了，只是例行公事地到家来，默默地听我讲。我觉得好像又回到当年向日军阵地‘喊话’的山西战场。”

“1939年，你向日军阵地喊话时，有危险吧？”“有是有，但有八路军、武工队保护。最开始用纸卷成喇叭形，向日军阵地喊话。当时我们还做慰问袋，里边放上八路军优待俘虏、通往共区的路条等宣传品。”

“算起来，我1938年被八路军俘虏，1939年开始反法西斯，一反就是76年啊（指1938年加入八路军到2014年）。在我97岁的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就是庆祝抗日胜利的那一天。哈哈。”老人自豪地笑了起来。

“我在山西，就是亲眼看到日军搞‘三光’的惨景，才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原来不是东亚圣战，而是侵略。所以我加入八路军，进行反战同盟活动。” （2014年1月8日）

后来，前田光繁给我来电话说：“你们口述历史研究会最近还有会吗？我的腿不行了，嘴还行。如果能有车的话，我要去发言。讲我抗战76年的经历。”接完97岁老人的电话，我几乎整夜未能入睡。他给我的《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们》，前几次对他访谈的笔记，与他的往来书信等，我都拣出来，脑中不禁浮现出系列场面：1939年元日，朱德总司令欢迎前田光繁加入八路军与他握手；他冒着日军密集子弹站在前沿阵地喊话；他与野坂参三在延安召开“反战同盟大会”；他在东北老航校对日军教官进行思想教育；回到日本后不顾右翼势力的监视打压，继续宣传反战……

“为中日友好努力”

94岁的筒井重雄去世3天前，他儿子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病重，想要见我。我上完课已17点了，能赶上通往长野饭田市的大巴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以前带学生去他家访谈3次，每次都住在他家。有一次，他包了200个自己擀皮的水饺，冻在冰箱里等待我们，并告诉我们：“拿手的水饺做法，是70年前在山东省反战同盟学习会时学的呢。”我了解老人的心情，他想要见的虽然是我个人，但他心目中把我视为他倾心贡献自己力量的中国，视为他知心的东北老航校老战友们，手把手教育的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学生啊。下了课，吃饭喝水都来不及，我匆忙赶到新宿，登上了最后一班车，半夜12点半赶到了筒井重雄的家。当我敲门进屋时，见他已经略略抬起胳膊，等着和我握手。我来不及放下背包，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床边，双手握住他微凉的手。老人昏昏的双眼睁着，用极微弱的声音说“要坚持日中友好，和平……”，边说边示意要坐起来，我和他儿子健史一起扶他起来。他坐起来了一会儿，示意要写什么。我把他枕边的纸和笔给了他。只见老人咬着牙，用尽全身的力气写下了“为中日友好……”之后就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

这就是一位日籍老八路的最终绝笔和遗言。为了让老人安心，我用油笔在老人未写完的后边接着写了“努力”二字，老人点点头，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检阅空军时，飞过天安门的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队伍中，就有筒井重雄的两个学生：韩明阳和林虎。后来，首次穿越青藏高原的“空中禁区”、开辟新航线的英雄王洪智，担任过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刘玉提等，都是筒井重雄的学生。到新中国成立时，筒井重雄和他的日本战友们共为中国培训了120名飞行员，后来又培训了14名女飞行员。这批飞行员成了创建中国空军部队的骨干。

筒井重雄（前排中）生前接受李素帧和学生的采访

筒井重雄临终那低微而坚毅的声音，那咬牙写下最后未写完的遗言的情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指导着我在日本的社会活动。（写于2014年9月）

筒井重雄的遗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人民服务”

89岁的桥口杰在中国的大学和日本的市民会馆讲演时，时常激动地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我来中国大学讲演，并不是因为我是1946年参加解放军，前来邀功受赏的。我是告诉当今的年轻人，一定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啊。”

在我所做的口述调查中，几乎所有的日本国籍的八路军、解放军都能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这个法宝使他们改掉了日本军队里的恶习，走向了新的人生。

桥口杰（左）夫妻回忆在湘潭毛主席像前结婚

桥口杰的纪念章

桥口杰14岁时，盲从当时的日本国策“大东亚共荣”，为了天皇而参加少年义勇军，来到黑龙江勃利大东开拓团，后来加入关东军特警卫生大队。战败被俘后，他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五后方野战医院。他说他的思想历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一切为了天皇陛下转变为一切为人民服务。

我问他什么时候知道“为人民服务”这个词的？他对我讲了以下一段话：

“被俘后，在勃利县司令部被监禁了一个月，我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在第五后方野战医院做护士工作。这家医院大约有40名从旧日本军陆军医院出来的医护人员。有一天召集全体日本人，院长、政治委员向我们讲话，让我做翻译。我推辞了几次，政治委员说：‘这种场合你最合适。你翻译的言语比中国人翻译的言语更有信任度。’在完全不懂汉语的日本医护人员面前，穿着脏兮兮中式衣服的我做了翻译。在翻译‘感谢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协助’等话后，又有这样的话：‘我们东北民主联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我听不懂‘为人民服务’这个词，问了好几遍，最后政委用纸条写了出来，让我看。按照字面的意思，勉强解释：‘听说这支军队是为贫困百姓工作的军队’。当时日本的医护人员会后对我说：‘军队是为天皇的，怎么能为老百姓呢？世上能有这样的军队吗？’那时部队住在吉林磐石，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为人民服务’ ”。

桥口任职第五后方野战医院后勤班长。他昼夜为班长之职操劳，为重伤患担心。他不仅理解了“为人民服务”，还积极主动献血给重伤员。人民军队终于把一个鬼子兵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了。他的热血融入中国重伤员的体内，他的心和中国人融为一体了。当我询问总计为重伤员献血多少次时，他摆一下手，极平淡地回答说“记不清了”。但是，有一句话他至今还能用汉语重复出来，即昏迷的重伤员被输血醒过来时说：“好暖和呀！”是啊，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战友的温暖是用血与肉换来的。桥口说：“当时给伤员献血，没想我是日本人、伤员是中国人什么的。只是想赶快输血，救活他。”

桥口杰组织了近200人的“历史回顾会”，每年6次例会，举办了25年，编写会志11集，举办不忘历史、反对侵略战争的各类大小展览会30余次，不计分文报酬地为大、中、小学和市民会馆义务讲演100多场。每年的8月15日，不管夏日的酷热，也不管右派势力的威胁，他都义务讲演，题为“制止战争！决不让历史重演！”

他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艰苦朴素作风，回到日本几十年，除了必要的生活以外，他每月都把自己的年金拿出一部分，用于中日友好和制止军国主义重演的宣传工作上。他还把自己和爱人（他爱人桥口仓野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与他同在第五后方野战医院，担当外科护士）起早贪黑栽种的蔬菜水果，无偿地分送给邻里或回忆历史会的人们。大家感谢他时，他笑着回答：“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人民服务。” （写于2007年9月7日）

在八路军、解放军中，约有上万名日本青年。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今，他们又为中日和平友好、抵御军国主义的复活，贡献着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的确，他们抗战70多年了，他们不是“卖国贼”，而是反对侵略战争、追求人类和平的勇士！我们要在日本给他们平反！

有人问我，你人单力薄，如何为他们平反。我回答说，方法一定有，只要用心找。首先，为他们搭建讲演平台：“日中口述历史研究会”“满洲体验交流会”“访中讲演会”。如今计算起来讲演300余场，一次听众多则千人，少则几十人。我还利用新闻媒体和口述研究会的会报来宣传他们的事迹，让社会舆论给他们一个公正！

“麻花老人”的笑容

坐了4个小时的车，我找到了青木竹子住的长野市医院。她已93岁，年轻时离开故乡长野，来到黑龙江省勃利大东开拓团。不久，战败逃难，后加入东北民主联军，随军南下，任职四野前线卫生所护士长，救助过无数的解放军伤员。

青木竹子（左）与李素帧合影

她说：“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前线卫生所任护士长。当时的患者战士，都是我的亲友兄弟，每天临睡前一定巡诊一遍，伤员都说看到我就安心了。八年的解放军战斗生活，虽然60年过去了，但今天还令我难以忘怀。我怀念那个官兵一致的环境。更感谢在哈尔滨逃难时卖麻花的老人。”

她说：“当我们逃难到哈尔滨时，是1945年9月末10月初。当时在松花江沿岸，挤满了大批难民。我和我的难友们也挤在那里。我们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饥饿和死亡一步步地逼近……突然间，一位老人挎着满满两筐的麻花，叫着‘麻花、麻花’，来到我们面前。饥饿的我们看见麻花，顿时眼睛亮了起来，本能地向麻花伸出了手。我想说‘不要这么做’，但却说不出口。因为我自己根本就没有一分钱，而我的难友们也和我一样又饥饿又没钱。最后麻花都被拿光了。老人连半句牢骚也没有，笑眯眯地挎着空筐走了。到了半夜，我闭上眼，依然浮现出白天的情景。不仅是那天夜里，直到今天60多个春秋过去了，麻花老人那笑容一直烙印在我的心头。每当想起那位老人，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每当我回忆起麻花老人的那一场景时，就仿佛看到全中国人民宽容的心胸。我扪心自问，我们日本人能够这么做吗？从那以后，我们避难到新京（长春）时，又受到了许多像这位老人一样的老百姓的照顾。因此，我想寻找那位麻花老人。我想给他一些补偿。给他多少呢？就算给他百万日元，也无法补偿麻花老人的恩情啊！”（写于2009年2月23日）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给的”

今天看到有贺元彦家里摆放的相册，其中有一张是他捐款建设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希望小学的剪彩照片。他指着照片对我讲述了70年前的一幕——

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开发新“满洲”的殖民主义教育下，14岁的有贺元彦报名参加了满蒙开拓青年义勇军齐藤中队，被派往当时中国东北的兴安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了，保护他们的关东军早已撤走了。他们被抛在远隔重洋的中国东北，异域他乡、亲友皆无。当时，他以为“别无他路，只有等死了”，“躺在那里等死，连想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中国少年，把三个馒头递给了他。他和另外三个等待死亡的义勇军少年分吃了这三个馒头。粮食的力量使他坐了起来。第二天，那个中国少年又来了，把有贺元彦带到他的家里。中国少年的妈妈为有贺熬制了大米粥，而他们一家三口人吃的却是玉米粥。在当时的情况下，吃大米粥如同吃御宴一样啊！有贺元彦流着泪饱餐了一顿。中国少年的妈妈又为有贺元彦的义勇军朋友们贴了一锅玉米面饼子，让他带了回去。

有贺元彦活命了，他的朋友也得救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贺元彦边流泪边说：“那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我们日本民众带来痛苦。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给的！”

有贺还回忆道：在那零下30摄氏度的严冬，为了让战败投降后的日本人活下来，“中国人民以特有的温情来救助我们。我们40多人分别被分配到中国人的各个家庭。先后照顾我的有张丙旭、包医生、巴图先生、巴图先生的亲戚沙贺先生等等很多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照顾，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1946年，有贺自愿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为中国的解放战争贡献了他的青年时代。1958年归国后，时时不忘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故乡。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他立刻千方百计寻找救命恩人，多次访问第二故乡。送给他三个馒头的张丙旭已经不在了，但后来找到了张丙旭的女儿。如同见到救命恩人一样，有贺泪流不止地讲述当年的悲苦。为了报恩，为了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让第二故乡快速发展起来，有贺和他的日本友人们在内蒙古捐款建立了光田希望小学。有贺说：“只要对日中友谊有好处的事，我就努力去做。”他如今是内蒙古科右前旗的荣誉市民。（写于2007年9月3日）

有贺元彦（右）穿着蒙古族服装与李素帧合影

有贺元彦（左三）捐建的希望小学

“请将我的骨灰撒向松花江”

今天带两名学生去本多歌子家采访。这是我第三次访问本多歌子了。她开场就说：“今天我们多多地聊吧。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谈话了。我患了癌症，后天去住院。非常高兴你带来了你的学生，她们不知道解放军中有日本人吧？”“嗯，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学生回答。“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世界唯一的伟大军队！没有任何一个军队能比得上。”我边听着她的话边打开录音机，眼睛情不自禁地湿热起来。

这位刚强的老人当年随父亲来到黑龙江阿城，父亲任职阿城开拓团小学教师。战败后的1946年11月，她自愿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任前线卫生护士，跟随部队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1953年归国，凭着她娴熟的医疗技术立刻被横滨一家大医院录用了。经济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因为被视为“赤化”“洗脑”，一直被跟踪监视。我问她“有恐惧感吗”，她自豪地回答“我怕什么，我是光明正大的八路”。她屈指计算，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解除对她的监视到今年为止，她访问中国约60次，平均起来大约每年一次半。在帮助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建立脑外科时，与那里的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不是因为身体欠佳，她就准备晚年移居长春，永驻第二故乡了。

我问她：“为什么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世界唯一的伟大军队？请举例子说明一下。”她慢悠悠地把思绪拉向了自己青春时代的战场。她回忆道：在哈尔滨的冬天，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夜晚，只有一条军毯的八路军们，必须相互紧偎在一起抗拒严寒才能入睡。我和男战士们紧挨着睡觉，可是没有一个男战士摸我的手、脸什么的，从来没有一次无礼的行为。有时夜晚急行军，为了避免掉队，我们女兵也和男兵一样边走边上厕所，男兵就在身边帮助背行李挎军包。有一天，找到老乡家的小火炕，男班长让我们两个女护士睡在炕上，他睡在炕下冰凉的土地上。”

回首在中国的十六年经历，本多歌子说她把青春献给了中国，把中国留在了心中。共产党的教育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为人民服务”与“批评与自我批评”。

本多歌子在工作之余曾经到日本的一些大学演讲，向日本的年轻一代介绍中国的事，她挂起中国地图，细数自己在中国大江南北留下的足迹；她复印了许多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送给学生，讲述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神奇的力量……

当采访快结束时，本多郑重其事地提出请求：“我的青春属于中国，我的心留在了中国，我死后请将我的骨灰撒向松花江。”我握着她的手，郑重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写于2013年2月12日）

本多歌子（左1）接受李素帧（左2）采访

在此，我把我的博士导师植田渥雄先生的一句话转给读者：“司马迁是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不敢与司马迁相比，但我们立志以他为榜样，原原本本地记录口述历史。”正视历史，是一个民族理智的表现；把屈辱铭刻于心，是一个民族应有的骨气；面对未来，是一个民族崛起必有的开阔胸怀。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反思过去、更好地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和好、永享太平。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原标题：《我在日本记录侵华日军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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