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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统治台湾50年都干了些什么?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南门看客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8-15 8:20:17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来源:百科故事大全


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岛及其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的主权让与日本。《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所受到的极为惨痛的一次宰割,两岸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开发的宝岛一朝断送。从此,中国的宝岛台湾陷入日本的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


割让的消息一传开,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台湾民众的反应尤为强烈,人们奔走,鸣锣罢市,拥入官署,抗议清廷卖国割台行径,决心誓死抗日保台。4月18日,《马关条约》签署的第二天,台湾爱国义士丘逢甲愤而割破手指血书“拒倭守土”,并特地上书清政府废约抗日。


在上书无效的情况下,5月25日,丘逢甲联合台湾巡抚唐景崧组建义军,唐景崧坐镇台北,黑旗军首领、清军爱国将领刘永福驻守台南,丘逢甲则居中,准备抗击日寇。但因组织仓促,6月7日,日军攻占台北,丘逢甲的义军宣告失败。6月17日,日军统帅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建立殖民统治政权,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入大日本版图”,并定此日为所谓的“始政日”。



日军虽然占领台北,但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更加猛烈地在全台展开。各地军民纷纷组织义军坚持抵抗日军入侵。在台中门户新竹,台湾义军与日军持续作战一个多月,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歼敌近千名,最终因为军械不继,粮食断绝,新竹失陷。继续南下欲侵占整个台湾的日军,处处遇到台湾义军和民众的抵抗,8月底,有2000余日军毙命。当时,有侵略者哀叹道:“原以为台湾不过巴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而结果证明,轻信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台湾军民的抵抗使日军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中旬,日军先后调集7万余人,倾巢进犯,大举进攻台南重镇嘉义。台湾义军奋勇抗击,以一当十,毫不退缩,战斗异常惨烈。抗日义军首领徐骧身负重伤,仍跃起高呼:“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壮烈牺牲。10月21日,日军趁守军内无粮饷、外无强援的情况下,攻陷台南,守将刘永福被迫登船退返大陆。至此,台湾人民抗击日本占领的有组织斗争告一段落。



从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台篇章。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山根信诚被击毙,4800名日军被打死,近一半的日军被打伤。日方曾有记载:“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总督命令即为法律”


1895年11月18日,桦山资纪向日本大本营报告,台湾全岛完全平定。然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没有停息。为了镇压台湾起义,实施殖民统治,从1895年至1919年间,日本派出7任军人总督,进行残酷的军人专政。


1896年3月,日本将台湾划归拓殖省管辖,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规定“在台湾,总督命令即为法律”的独裁制度。为配合这种总督制度,日本在台湾又建立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在台湾全岛布设警察网,州、厅、市、郡乃至街道都有警察部门,警察以日本人为主体,负责各类政务。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伸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的鬼魇和直接屠杀台湾民众的刽子手。从此,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万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警察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时,台湾民间吓唬小孩儿有一句惯用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凶恶的日本警察。



为镇压台湾此起彼伏的各地起义,日本派了大量军队、宪兵和警察维持秩序。1897年,日军实行“三段警备法”,将全岛分为三个地带:“安全带”主要指一些大城市和大村落,由警察负责治安;“不稳带”是义军经常出没的地区,由宪兵和警察协同警备;“危险带”是抗日义军驻守区域,由军队警备,辅以宪兵进行讨伐。这一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武力统治。


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又实施“保甲条例”,将保甲设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规定10户一甲,10甲为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只要一甲之内某户出现“犯罪”,同甲户的人都会受惩罚。这种毫无道理的连坐案件在日据时代年年都有数百例。另外,日军还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成为日军剿杀抗日义军的炮灰。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万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万多人。这样,保甲制度以一种“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台湾民众,成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统治的重要手段。



台湾出现“饥饿输出”怪现象


在建立殖民统治制度的同时,日本没有停止疯狂的剥削和掠夺。从1895年开始,日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关于土地的若干条规则和条例,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和75%的土地,台湾许多农民破产,被迫逃亡。


日本殖民当局强占了台湾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殖民者收取高额土地税,实现其“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经济模式,全面改造台湾地区传统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条件,还将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据统计,到1934年,台湾输入日本的稻米已达51.5万吨,占台湾当年稻米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粮食掠夺般地输往日本,造成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台湾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历史上称这种残酷而又“怪异”的现象为“饥饿输出”。



除了粮食,台湾其他丰富的物产也成了日本掠夺的目标。日本殖民者对食盐、烟、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吸食的鸦片在台湾实行专卖,毒害台湾人民。日本殖民当局于1897年3月最先设立了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接着又于1899年5月和8月先后设立了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最终于1901年6月在台湾总督府内正式设立了专卖局,统一负责掌管整个台湾地区的全部商品的专卖事宜。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经济掠夺尤以制糖业最为典型,曾有历史学家称:“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日本殖民当局无理地规定,台湾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通过强制性的垄断,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台湾的糖价也一跌再跌,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台湾成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这种掠夺激起了台湾同胞的满腔怒火,他们纷纷揭竿而起,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1895年12月13日,就在第一任日本殖民台湾的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二十几天后,黑旗军旧部林大北在宜兰起义,打响台湾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



“抗日三猛”奋勇抗日


林大北的起义唤起了各地台胞的反抗意识。全岛民众云集响应,逐渐形成了以北部简大狮、中部柯铁和南部林少猫为主的多支抗日义军。此三人当时被称为“抗日三猛”。


1895年12月31日,简大狮联合各路义军数千人围攻台北,虽因武器简陋未能破城,但让日本殖民台湾的首任总督见识到台湾强大的反抗力量。接着,简大狮率义军,屡屡在各地重创日军,使日本占领当局寝食难安,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898年,简大狮遭日寇围剿退到厦门。清政府软弱怕事,竟引渡简大狮给日本。1901年,简大狮就义于台北监狱。



中部义军以柯铁为首,一直坚守在云林县附近的大坪山上。1896年6月,柯铁率领各部义军出击,收复云林、鹿港、彰化和嘉义等地。1900年2月,柯铁不幸病逝,余部被日军逐个击破。


南部林少猫的义军主要活动在台南凤山一带,行踪飘忽不定,不断给日本殖民者以打击。1898年12月,林少猫集合数千义军攻打潮州,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令日军闻风丧胆。1902年,林少猫不幸被日本占领当局骗杀,余部离散。此后,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由大规模的起义开始转入零星的反抗。


零星的反抗给了日军可乘之机。日本殖民当局调集军队、警察开往各地镇压起义,随意屠杀当地台湾民众,犯了滔天罪行。比如,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3万台湾民众被屠杀;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3473人被屠杀;在1902年“噍吧篍事件”中,3万余人被屠杀;在1913年12月“苗栗事件”中,1200余人被屠杀。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台湾民众达60万人。


用“生物学原则”统治台湾


日本施行暴政反而加强了台湾民众的团结意识,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正视到中国人民的强大和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日本殖民当局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向日本大本营建议,治台必须建立在“生物学原则”基础上,扬言实行“科学的殖民政策”,既要镇压各地起义,建立统治机构,又要采取集中渐进的同化主义政策。


在后藤新平的影响下,日本先派出7任军人总督,以军人专政的方式平定台湾各地起义。1919年10月,日本殖民当局改军人体制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9届文职总督实行同化政策,笼络台湾民众,企图达到永久霸占台湾的目的。


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的教育。日本殖民当局设立“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专门教授日语,培训日本特色的文化内容,比如武士道的剑术等,灌输日本民族精神。在学校里,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日本对中国的鄙称)去。”禁止汉语、普及日语,是日本同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另一方面,奴化教育又防止台湾民众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在这种奴化教育下,台湾基本上找不到一所适合台湾百姓的中等以上教育机构。这种歧视连日本国内教育家都无法忍受,纷纷撰文进行批评。迫于压力,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决定,日语好的台湾儿童可以进入好的中学,并与日本学生同校学习。日本殖民当局以此鼓吹,台湾教育已经没有种族差别,实际上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殖民教育对台湾百姓的歧视。台湾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享受,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日本霸占时代,帝国大学(后来的台湾大学)内日籍学生占80%以上,中国学生不到20%。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1936年,为配合日军全面侵华,到任不久的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


在推行“皇民化运动”后,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强制推行日语,设立3832处日语讲习所,连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人都必须使用日语。接着,日本当局又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式的家庭用品,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为挖掉台湾民众身上的中国根,日本殖民当局后来还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仅在1941年,被迫改名的台湾民众就有7万多人。



把台湾作为侵华的战略棋子


随着侵华战争的深入,日本殖民者把台湾设为战略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1942年9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大东亚省”管辖新占领地区,而将台湾、朝鲜等战前就已霸占的领土置于“内务省”管辖之下,妄图将台湾“内地化”。


战争期间,日本在台湾先后修建了数个机场,作为轰炸中国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前哨基地。日军攻占南京、侵略华南所依赖的空中力量也都来自台湾的基地。


为了补充兵源和军费,日本殖民当局一面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刮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人均收入的35%都被用于日本军费;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以“临时劳务部”的名义,强迫大批台湾劳工到中国大陆、东南亚等战场充当军夫、翻译、护士等工作,同时,修改兵役法,强迫台湾青年参加侵略战争。据统计,20多万人被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3万多人战死。


日本这种殖民暴行使台湾民众积聚了满腔怒火,许多爱国志士有的纷纷返回大陆,为抗日大业尽一份力量;有的在岛内组织政党,进行合法手段的斗争和宣传;有的创办刊物,为反对殖民统治呐喊助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人民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台湾各大城市人山人海,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光复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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