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除了日本天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它的皇族能做到“万世一系”。除了菊花王朝，人类历史上也再不存在从未中断过的王朝。在这一人类史学奇迹中，天皇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问题依然让人困惑：为什么唯有日本人能接受一个“万世一系”的天皇，而天皇又凭什么能支撑起一个国祚长久的王朝？

答案就在天皇身上。天皇不是日本历史的组成部分，天皇本身就是一部日本史。天皇的形成、发展、起伏，都是大和民族整体上的刻度，清晰而深刻地将日本列岛的千年岁月勾勒出来。

古代日本地图

万世一系：一个意外的皇权开端

日本天皇制度最独树一帜的特征莫过于万世一系。在“易姓革命”频繁出现的世界舞台上，日本历代天皇全部来自同一家族，日本历史也因此从未出现过王朝更迭。以21世纪的姿态回望，这种一脉相承的制度似乎如此理所应当；但站在天皇制度肇始的荒蛮岁月中向前望去，当一个英雄举起王旗向众人宣称自己的权威时，一切都充满了艰难与未知。

天皇的万世一系不是因，而是果。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先认同了万世一系，天皇的宝座才能牢牢掌握在一家之手；而是在日本历代皇族的苦心经营之下，万世一系才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扎根于万千日本人之心。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大国”是邪马台国。比起国家，邪马台国的建制更近于部落联盟，邪马台中央政权通过派驻巡察官员实现对周边部落的控制，但各部落依然有较强的自治权。在这一相对松散的组织形式下，邪马台国领继承权也没有明确的界限，著名的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就在众部落经协商共同推举的情况下登上王位的。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王之所以能称王，不在于其血统，而在于其“事鬼道、能惑众”的宗教权威，而这一选举形式显然与日后的万世一系相距甚远。

公元3世纪，日本的权柄落到了大和国手中。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大和国以“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的赫赫战绩平定了日本列岛的大部，而其统治者，便称“大王”。这个大王，就是日本天皇的前身，在后世追封前代统治者为天皇之前，将历代天皇称为大王更符合历史语境。

在大和国政权的有序运作下，大王的继承人范围渐渐收束于王族内部，富有野心的臣僚和部落在新的规则下转而通过推荐合适的继承人间接地操纵王权，不再直接向王位发动挑战。不过即便如此，王位危机还是出现了：武烈大王（第二十五代天皇）驾崩后既无子嗣也无合适的近亲继承人，刚刚发展出的大王世袭制面临着“绝祀于天”的严峻挑战。天不可一日无主，该由谁接过大王的衣钵呢？

神武天皇

选择权留给了当时实力最强的几大氏族集团。是直接通过易姓革命取而代之，还是想办法延续大王的血统？一念之间，将会造就完全不同的两种日本，而这两种可能，在当时以同样的比率存在，万世一系并不具有天然优势。

以大伴氏为首的氏族集团最终决定从王室的远亲中寻找大王的继承人，并成功在近江地区找到了一位“应神大王（第十五代天皇）的五世孙”，于是日本天皇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继体大王（第二十六代天皇）登场了。

《日本书纪》中的皇室谱系图有一卷已佚，故继体大王血统的纯正性在后世争议极大。但纵然继体大王真是应神大王的五世孙，其与前任武烈大王的血缘关系显然也是极为淡薄的。继体大王也自知其正统性不足，继位后立刻迎娶了武烈大王的妹妹、同时也是应神大王直系后裔手白香皇女。至此，从母系角度来看，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因为继体大王的“兴灭继绝”之举而不至于断裂；而就算以继体大王为起点，日本天皇制的国祚绵长也依然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同时，继体大王的继位也扩大了万世一系的范围：大王世袭制不再仅仅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直系、支系由此融合到一张巨大的继承网中，王统断绝的风险因此大幅度降低。

继体大王的出现加重了大王世袭制的砝码，但并没有提高大王的地位。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大王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架空，继体大王这个王室的远亲才有可能被权臣拥立为王。这一事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历史效果：传统本身会随着传承的时长而获得愈加强大的力量，而正是继体大王的继位，让万世一系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

《日本书纪》

里世界：皇权神授的制度进路

继体大王的继位是一个偶然，这种偶然远远不足以保证大王世袭制的延续。实质性的转折发生在近一百年后：公元6世纪末，推古女皇（第三十三代天皇）继位，王权在这位女王手中逐渐集中，天皇制也初步成型。

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君主，推古女皇的登基首先源于其显赫的家世。推古女皇是王族与权臣苏我氏利益的联结点：她的祖父、父亲、丈夫（异母兄）、哥哥、弟弟均为天皇；她的外祖父、表弟等都是苏我家族权倾一时的人物。其次，这个集万千光环为一身的女性又是极富政治手腕的人物，在她继位后，任用侄子圣德太子为摄政，于603年开始了推古改革。在改革中，圣德太子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大力弘扬“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的中央集权观念，并编修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天皇纪》。

608年，圣德太子遣使至隋朝，其国书中明确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白西皇帝指的是隋朝皇帝，而东天皇则是圣德太子代推古女皇的自称，这也是日本第一次在外交场合使用“天皇”一词。圣德太子之意至少包含了以下层面：天皇不仅对内是最高统治者，在国际也能与中华皇帝平起平坐——虽然这种“平起平坐”只是一相情愿。

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思想改革。在日本中央集权制诞生之前，日本王族与各部落首领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大王是天下的共主但并非奄有四海的绝对统治者，他有着自己的直辖领地“屯仓”与直属民“子代”/“名代”，只不过这些土地与人口相比于部落有相对的优势。这是一种纯粹的东方封建制，与中国周朝时期分封制可谓殊途同归，而各地部落自然也如周朝的诸侯国对待周天子那般反复不定。

推古改革的核心，正是树立大王——也即是天皇的绝对权威。通过圣德太子的制度建设，中央集权式的“君臣大义”树立起来，中国史书中大量皇帝的专用词汇也被大举引入，如“太子”“御所”“敕语”“诏书”等，这些文辞极大加强了天皇的特殊性，将其与一般的部落首领区别出来。

但这样还不够，天皇面临“易姓革命”的挑战：会不会有人揭竿而起，喊一声“大王天皇，宁有种乎”呢？比起权威本身，天皇更需要证明其权威不可替代的理论，而这一需求只能借助“神”的力量才能实现。于是圣德太子根据中国“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谶纬之说，以推古天皇九年为起点，向上逆推21轮甲子，将这一年的农历1月1日定为第一任神武大王/天皇的登基之日。日本历史由此被向前推了约一千年，为这填补这一千年空白，圣德太子不得不继虚构出九代天皇，以保证皇统的延续性。

推古女皇

浓厚的政治意义让这段被“制造”的早期天皇史漏洞百出。自神武天皇之后有八代天皇只有生卒年、建宫、立后等记载而无治绩纪录，以至于被后世史学家称为“阙史八代”。“阙史八代”中的天皇动辄寿命达百岁，在位时间常常达数十年，这在人均寿命不过30岁的时代里实在有些荒诞不经。

不过这一理论建构依然取得了成功：天皇由此打通了“神代”与“人代”，天皇的万世一系也有了不容置疑的血统基础：第一代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所以历代天皇均为神族后人，这一身份直到1946年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定自己神族血统之后，才宣告终结。

这样就够了吗？不。在太平盛世，或许不会有人去质疑天皇的神族血统，但在乱世的洗礼下，通过一个不可被证伪的理论是维护天皇地位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日本天皇制度的稳固，在于圣德太子之后的数位天皇通过连续的改革，将所有日本人的出身、姓氏、地位、身份捆绑到了一起。不同的地位赐予不同的姓氏，授予不同的官位、人品，这使得旧有的贵族依靠先天的血统就自然能对权力参与分配。

公元670年，天智天皇（第三十八代天皇）在大化改新中先后通过“定氏上”、扩“26阶”和制定全国户籍册《庚午年籍》等政策将等级身份秩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公元684年，天武天皇（第四十代天皇）更进一步制定了“八色姓”；公元701年，文武天皇（第四十二代天皇）再次改革冠位制以凸显“一君万民”的格局并通过《大宝律令》为天皇权威层层加码——天皇制度在这一步接一步的改革中，终于渐渐成型。

这一系列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天皇制度之下的特权面对贵族基本做到了利益均沾，天皇在强化自身金字塔顶端地位的同时也给予了贵族天然位于金字塔高层的依据。如果贵族想要保住自己的特权就要承认以天皇为顶端的身份体系，于是在操纵天皇并非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易姓革命”就显得不那么“划算”了。镰仓时代之后，幕府在事实凌驾于天皇之上却无意取而代之，也正是这一政治链条运作下的结果。

圣德太子

表世界：天皇名号、谥号与年号

了解到了日本天皇制度的艰难起步，就能明白天皇名号、谥号、年号这些中国皇权的“附产品”，在日本历史上将扮演怎样的重要角色——在中国，是先有帝王将相，而后有名号、谥号、年号以强化其特殊的地位；而在日本，名号、谥号、年号本身就是作为强化天皇地位而出现的手段。

首先出现的是天皇名号。“天皇”二字无疑源于中国，但中国唯有唐朝的唐高宗曾使用天皇称号，并与天后武则天并称为“二圣”。这样的称呼“改革”极为罕见，自秦始皇之后，“皇帝”一直是中国历代君主称号的绝对主流；而在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华—内臣—外藩”体系中，“大王”并非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有时甚至会沾染上一丝蛮夷色彩。

日本并无“中华—内臣—外藩”体系，因此“皇帝”与“大王”之间便不存在君臣大义上的区别。事实上，在“天皇”这一称呼诞生后，日本君主在多大程度上以天皇为唯一称号仍值得商榷，不少史学家认为直到天武天皇在位时才正式将“大王”改为“天皇”，而直到《大宝律令》颁布后，《日本书纪》等史书才将“大王”“大君”“皇尊”等称呼一律更正为“天皇”。直到明治时代，日本帝国在外交文书中所用还是“大日本大皇帝”，而将“天皇”和皇帝“两个称号并用的尚不止明治天皇一人。

所以，日本皇室最终选择了“天皇”一词作为最高领袖的称号，更可能与其“天孙降临”“神武肇国”神话传承有关——在宗教视角下，“天皇”显然比“皇帝”更具神性，圣德太子所说的“皇帝之字，天下一耳”尚有取而代之的可能，而天照大神的血统却无法复制。

谥号同样源于中国。在古代中国，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在死后朝廷会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从而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谥号。给死者加谥并非纯粹的歌功颂德而是有较为严格的谥法，如“逆天虐民曰抗”“去礼远众曰炀”“杀戮无辜曰厉”等，均为恶谥。

明治天皇

日本引入谥号后又有所增益。日本天皇的谥号有和谥与汉谥之分，和谥为故有谥号，通常用于表示天皇血统，同样的天皇可以有不同的和谥，不同的天皇也可以有同样的和谥。和谥大多较长，如神武天皇（初代天皇）为“神日本磐余彦尊”、开化天皇（第九代天皇）为“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尊”、景行天皇（第十二代天皇）为“大足彦忍代别天皇”等。汉谥为后人追加，其中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第四十一代天皇）及第元明天皇（第四十三代天皇）、元正天皇（第四十四代天皇）的谥号均为大友皇子的曾孙淡海三船一人所撰。淡海三船是奈良后期著名的汉学家，其一口气为四十三位天皇选定谥号之举也实在称得上空前绝后。

年号，自然也源于中国。中国最早使用年号的是汉武帝，这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645年，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开始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同时引入年号制度，并将645年定为大化元年。大化改新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但年号并未自此固定下来，从第三十八代天智天皇到第三十九代弘文天皇均未制定年号，第四十代天武天皇在位期间也有一年以“朱鸟”为年号。直到第四十二代天皇文武天皇之后日本年号制度才正式成型，之后除如仲恭天皇（第八十五代天皇）这般在位时期过短而未有年号之外，基本每位天皇都有带有政治或人文意义的年号。

从大化到平成，一千余年间日本年号尽数取典于中国文献，尤其多取典于《尚书》《易经》《文选》等古籍。日本人极重视年号汉字的选用，天皇也乐于通过年号以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与此同时，日本天皇改元的原因也与中国相似，除新皇登祚践位外，遇到祥瑞、灾害以及戊午、辛酉、甲子等特殊年份时也会改元。

谥号为天皇死后追加，年号为天皇生前所用，这一点与中国古制相同。明治天皇之后，日本确定了“一世一元”制度，天皇驾崩后年号变谥号，较大简化了日本皇室的特殊用语，也算是谥号/年号制度的一项革新。

德仁天皇

结语

天皇名号、谥号与年号与历代天皇的改革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了天皇制度的成型与巩固。推古改革、大化改新等改革活动固然强化了天皇的权威，但天皇专用词汇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历史学家山中顺雅曾言：“如果没有这些中国皇帝专用词以及作为表记符号的汉字，也许日本就不会出现天皇制度。”如果天皇背后的政治链条是天皇制度的核心，那林林总总的专用词汇无疑便是天皇制度的“言灵”。

而所有历史进程背后，依然横亘着继体大王——或者说继体天皇意外的“兴灭继绝”。当大和政权的臣僚们找到这位身份存疑的王室“远亲”时，他们又怎会知道，自己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