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09年3月18日，一对年轻人携手去领结婚证。

东京的三月，纵使阳光灿烂，也隐隐有股散不的了寒气。

那日的天空并不明朗，有着些许淡淡的阴云，风却是和煦的。

21岁的新娘面目普通，温柔的笑容让她那张圆圆的脸生色不少，洋溢着新人特有的幸福气息。

她叫羽太信子，一个染坊工匠的女儿，尽管信子的母亲还怀念着旧日士人的荣耀，但家庭的贫困让长女信子早早品尝了生活的艰辛。

小小的信子先是在低级酒馆当女招待员，后来又去旅馆做下女。

20岁那年，她得到一个新职位，去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屋给五个中国留学生当下女。

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屋靠东京大学附近，是知识阶级聚居之处，屋宇宽敞，租金不菲，之前的房客恰恰是日本名作家夏目漱石。

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那不仅是东京的四月，也是她人生的四月。

她在这里遇到了相伴一生的夫君周作人。

信子的相貌并不出色，住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也大都没有留心她的相貌。他们忙着筹划创办杂志，译介文学，更重要的参加各种各样的团体活动，热心谈论国家大事。

绰号“都路”（鹤）的周作人则显得疏离，对这些团体活动不大热心。他留心到了新来的下女眉目平淡，却有柔滑白腻的肌肤；个子不高，却饱满结实。

他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描述了日本房屋只需铺席糊窗的简素适用，不像中国房间家具满坑满谷；赞美日本室内席上白足行走的下女，不满中国妇女的缠足；对于自己和信子的相恋和结婚过程却讳莫如深。

其实不难猜想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洋溢着青春和自然气息的信子对周作人的吸引。

想必早早辗转劳作于酒店、旅馆等场所的信子也在这个温厚的中国留学生那里看到了人生的转机。

朝夕相处，郎情妾意，这对青年男女走入婚姻也就顺理成章了。

02

婚后的生活平静快乐，信子为夫君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小窝，这个窝里他专心于自己的阅读、翻译，油瓶倒了都不必扶。

之前兄长鲁迅帮忙张罗对外的事务，现在成了婚的周作人作为户主难免要处理家庭社会的事务，学起了日常应用的日语。

作为次子，兄长的庇护固然有种种便利，可也有隐秘的压力和烦恼。

日本的新婚时光也许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生活上由妻子打理，经济上由兄长资助，当家作主的自己只需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和阅读。

1909年底，小夫妻搬到了麻布的森元町，这里的房租自然要便宜许多。生活虽略有降等，自由与快乐却没有稍减。

唯有兄长催促回国的信让人不满。

作为清政府官派的留学生，周作人是有微薄的费用的，远不足以养家糊口。他翻译的小说，还没发表，没有稿费。

信子家境贫穷，下面还有一堆嗷嗷待哺的弟妹，需要周家的资助。

绍兴田产变卖殆尽，哥哥鲁迅已经回国谋职，既要照看绍兴的老老小小，又要供给年轻夫妻，力不从心。

1911年，被哥哥赶到日本催逼回国的周作人只能携带信子回国，此时信子有了身孕。

绍兴，对周作人来说是沉闷的黯淡的；对信子则是惊艳的陌生的。

新台门的周家是破落了，还是三进的大宅院，仪门上高悬着乌漆金字的翰林匾，花园大到晚上需要点着灯笼穿行。这只瘦死的骆驼依然不失旧族风度。

婆婆和大嫂热诚欢迎这位怀着身孕的异国儿媳，可惜语言不通。

与丈夫相比，没有文化基础的信子语言学习能力弱得多，怀孕和分娩又极大消耗了她的精力，好在丈夫常常陪伴在侧，充当了她的翻译。

终其一生，信子也说不了几句像样的绍兴话。

妹妹芳子也从日本赶来照顾。

15岁的芳子绍兴话学得比姐姐快，成为姐姐沟通的桥梁，自己也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1912信子生下长子，两年后，17岁的芳子嫁给了24岁的周建人。

那是周家最和谐的阶段。周母鲁瑞当家，一月两百块打理大家庭，资金充裕。

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每月寄100块钱回来，周作人和周建人在绍兴工作，每月各有收入上交，信子和芳子各自生儿育女。

信子生下长男丰一后又生下长女静子、次女若子。

芳子婚后次年即1915年也生下了长男周冲（一岁夭折），随后生了长女鞠子。

那时候的信子大约是平静的，绍兴语言固然不通，不过夫君相伴，儿女在侧，妹妹就是妯娌。

但信子未必是快乐的。习俗差异，婆媳关系，这些零零碎碎的不便之处潜藏在生活的深处。

03

1917年周作人到北大就职，先是在国史编纂处做个闲职，9月后讲授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很快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绍兴的祖宅在族人的压力下也难以再住了。族人们卖完了各自名下的田地，联合卖掉了祭田，现在又开始联合卖新台门了。

1919年2月，鲁迅在北京四处看房，1919年3月，周作人回绍兴与妻儿团聚，4月信子携儿女回日本省亲。

1919年5月芳子与周建人的第三个孩子丰二出生。

1919年8月信子回北京，暂居间壁王家。

11月21日信子夫妇和儿女搬进八道湾新宅，一同搬进的还有兄长鲁迅。

1919年12月，鲁迅回乡接母亲和弟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

这一年的除夕，周家在北京全家团聚了。

这是一个大家庭，母亲鲁瑞，长子鲁迅和妻子朱安；信子夫妇和三个孩子；芳子夫妇和两个孩子，还有老家带来的随从和新雇的佣人。

刚从绍兴到北京的周母，环境陌生，语言隔阂，已经不适宜管理大家庭了。长嫂朱安更不适合。这位周母送给鲁迅的礼物，与鲁迅并无事实的夫妻关系，在周家也就处于边缘地带了。

信子理所当然成为周家当家人。

当家人，恶水缸。

一个大家庭的管理是非常考验人的才能和修养的，32岁的羽太信子就处在这个位置上了，而她的生活经历和教育并没有赋予她这样的能力。

三兄弟的离散则将这个女主人几乎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1921年周建人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就职。

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交给鲁迅一份“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的绝交信。

周家兄弟的绝交是一桩公案，意见众多，无非是为了钱和女人，这两点又聚焦在羽太信子身上。

羽太信子的长子周丰一解释说，信子作为雇佣女工来工作，与鲁迅有了关系，鲁迅将信子推介给周作人并让他们结婚。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则猜测，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中间大约产生了冲突和误会。

周丰一和周海婴自然都不知道父辈决裂的真相，这些猜测表达的不过是周家下一代的状况。

04

同住在一起的大家庭中兄弟发生冲突本是人间寻常事。

若非鲁迅与周作人文学成就显赫，兄弟俩又一路扶持感情深厚，他俩的冲突原因其实不必猜测。

鲁迅见证了自己家从小康坠入困顿，出入当铺，深知世态炎凉，有振兴家族的渴望。

这种经历促使鲁迅过早且过多承担了兄长的责任，为了负担周作人的小家庭，他提前回国谋职，三兄弟的母亲也一直是由他赡养的。

然而，鲁迅与周作人年龄只相差四岁，周作人不可能如父视之，倒是会有阿德勒所说的次子情结。

周作人受鲁迅影响很大，去南京，去日本，新文化运动，兄弟俩的经历、观点一致的地方很多，但兄弟俩在气质、天赋和追求方面差异并不小。

兄弟俩的内在矛盾随着周作人文学地位提升和经济收入增加在所难免，但兄弟俩大约都不曾料到这场冲突爆发的时候竟还不如武松搬离武大郎家那样体面。

周作人送出了绝交信，拒绝与鲁迅当面对质，鲁迅搬出了八道湾。

次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收拾东西。周作人则提前告知鲁迅不必过来，会将鲁迅的私人物品收拾送过去。

鲁迅执意回来收拾物品，当场遭到了周作人和信子的打骂。

鲁迅执拗地想问个清楚，因为实实在在深感委屈和愤怒；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愤怒亦非伪装。偌大家庭诸多日常积累起来的细小的不快，兄长的压制，误会和冲突也是真的。

许多年后，19岁的周海婴前往八道湾，见到羽太信子。

得知海婴身份的羽太信子破口咒骂，手又指又画，气势凶猛。

这份愤怒对着谁呢？是海婴，还是全世界？

鲁迅搬走后，信子确实实实在在享有女主人的自由，名教授的太太，日伪政权的高官太太，风光自然是风光的。

然而，她也受到了历史的清算。

生命的最后几年，周作人日记里记载着他与信子的争吵。

“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

“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

“早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1962年4月，羽太信子病重去世。她的丈夫灯下独坐，写下：“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

信子真的有癔症吗？还仅仅是长期压抑后的疯狂？

小小年纪饱尝贫寒与匮乏的苦痛，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以女佣的身份与丈夫相恋，婚后也一直如女佣般对丈夫体贴入微，初到绍兴的寂寞与不适，大家庭主妇的种种琐碎。世人眼中幸运好嫁的女人是否也积累了许多不满？

曾经所有的压抑和忍耐是否在这晚年的恶詈中尽数倾泻？

想起那本《盼着丈夫早点死的日本人妻们》，也许娶日本妻子，雇中国厨子这样的人间享受也会反噬吧。

作者：

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