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近代史上，面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时代的推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迅速和彻底性，更应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是在日本幕府时代末期，而这一时期的幕藩体制是日本武士社会的集中表现，日本的幕藩体制在世界封建政治体制中也是极具特色的。

而明治维新的成功其实在很大的方面都在在于幕藩体制为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产，因而使得明治维新时期能够迅速的实现革命走向资本主义。正因为它推动了日本近代化历程，因而学界对其有着很大的重视并不断去反复研究。

一、日本幕府时代相关的政治制度建设

1.德川幕藩体制的确立

1603年德川家康被后阳成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地区建立幕府，至此，江户时代来临，日本幕府体制在此时开始了真正的发展，幕府体制并非一朝一夕就完成的，而是伴随着历代将军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随着二代将军秀忠和三代将军家光的不断改造和完善，幕藩体制最终得到了确定。

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日本处于混乱割据的割据，各个王国大名各自为政，如同中国战国时期的景象，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日本的战国时代。 相比较于中国的战国时代，无论是战场还是割据势力都不是日本战国可以相比的，但是战国时代为幕府时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日本战国时期，战局混乱，很多地方的割据者往往是来自下位者。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流露出的是一种新秩序的雏形，战国时代，与其说是下位人对于上位人的僭越，不如说是有能力者凭借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

面对这一时期的局面，德川家康首要做的就是明确统治阶级的地位，改变自战国时代社会秩序混乱，地方统治者不断更换的局面。在关原之战，德川家康凭借出色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使得地方大名不断臣服中央政府。在获得的地方大名的臣服后日本迎来一段和平和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这一背景下，和平只是表面上的。

德川家康知道，这些大名虽然臣服于中央可仍旧缺乏统一的秩序对地方大名进行约束。与中国统一不同，地方大名不会完全听命于幕府，而面对不遵守命令的大名，幕府又不好派兵征讨，因为幕府的实力虽然高于地方大名，可一旦地方大名抱团，又会使得中央难以多面作战使得幕府陷入举步维艰地位，因此，面对此种局面，德川家康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权和集权，幕府制度由此而来。

2.各个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都是基于集权和分权设立的

提及日本，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德川幕府时期，始终认为武士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可也是造成战乱的根源，武术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将这把剑安上一个剑鞘，等待需要时候再将它拔出才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因此对于武士道的思想控制就显得极为重要。德川时期设立了《武家诸法度》对武士进行制度上的约束。同时又在思想上强调“勇武”“忠诚”通过武士道中的忠对武士进行精神上的约束。

自此，武勇，忠诚成为武士道自身内在要求品质，在 《加藤清正掟书》中曾强调:“奉公之道不可大意，生于武士之家，以执刀赴死为本”。《竹马抄》认为:“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意” ; 武田信繁的《武田信繁家训》要求: “侍奉主上，永不可生逆心”。 德川幕府从思想和制度上限制了武士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的同时，又封赏给武士土地，由国家供养。

但同时，武士对于土地只有所有权却没有使用权，德川时期，实行兵农分离，武士有着集中居住的地区，城下町。因此土地只能交给属下农民或者代管。至此，将武士和社会群众相互隔离，武士成为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波阶层，他们虽然成为了统治阶级，有着诸多的特权，如权威，俸禄，土地，姓氏，但也割断了社会联系，也就难免就会走向灭亡。

其次，德川幕府实行了完备的法令对地方大名加以约束，在丰臣秀赖被消灭后德川家康颁布《一国一城令》，规定只准留下大名的本城，而其他从属于大名城的支城都要被摧毁。这样就能从战略上使幕府利于战略上的高层次。而其他大名一旦想要反叛，就要考虑一个本城能否扛得住幕府的进攻了。

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最重要的就是幕府和藩了，对于地方大名，主要是针对那些石高在一万石以上的武士领主。对于这些领主数量，幕府会严格把控防止过多大名的出现，同时对于这些大名按照不同亲属，实力进行划分，分别为亲藩、谱代、外藩。

亲藩是那些追随幕府的大名，他们受到将军的信任，多是一同征战的下属，谱代则是在关原之战前追随德川幕府的大名，这两者联合起来便能有效强制外藩，而势力的交互分封就会极大的钳制彼此从而维护日本和平。此外，对地方大名实施经济上的分权，制度上的制约以及思想上的限制，日本的幕藩体系至此形成并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之前。

二、王朝的衰败灭亡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内部

1. 封建末期的内部矛盾

一个王朝的灭亡源自内部的腐朽，而王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各个阶层的支持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没有人去支撑，也就会轰然倒塌。在日本，日本农民受到极大的剥削，日本的治农政策便是将农民剩余价值全部剥削，使农民维持在贫困的水平，让农民将精力都放在土地上而没有多余精力去思考别的事情，同时一次保证幕府和地方大民的税收，一次巩固统治阶级。 本田正信在《本佐录》中说：“百姓为天下之根本也。

治其有法。先使每人能立于田地之境，然后使其获得一年的入用作食，其余可收为年贡。百姓无剩余也无不足，乃治世之道也。” 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本身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遇上灾祸，就会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到了幕末时期，农民对于幕府的不满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

同样的，拔高武士阶级的地位，而贬低农民地位，武士对于平民有处决的权力，这也使得农民自身生命都难以得到保障， 《德川禁令考·前集第一》中有规定；“下贱之民若对武士无礼，对陪臣或直属臣子不敬，斩杀无妨”。 牺牲一个阶级利益来笼络和支持另一个阶级，势必会造成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而这一时期埋藏得越久，爆发之后就会有多么剧烈。而一旦农民离开土地反抗幕府统治，那么面对幕府的不仅仅是评判动乱，还要面临粮食的紧缺，最终导致的是日本整体的骚乱。

其次，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武士阶级的矛盾。前文曾提到因为实行兵农分离，武士是集中居住在城下町的，因而即便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却没有使用权，因此武士并不能依靠耕作赚取生活所需，武士的生活来源都来自于俸禄地的禄米。

不同级别的武士对于禄米的数量也不相同。上级武士可以领取到大量禄米和银两，而下级武士仅能领取到一人数量和四两薪俸。很多下级武士不得依靠其他方式换取生活的来源，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势必会造成上下级武士之间的仇视，并且会连带着武士对于自己领主的不满。

其次，地方上的大名也需要定期来到江户地区觐见，不同等级的大名之间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其次，大名来到江户之后会和妻子亲人相互隔离，亲人被作为人质单独居住起来，对于大名的出行，参政和议事都有着严格规定，因此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就会造成大名对幕府和将军的不满。

2.内部矛盾加剧下外在矛盾成为导火索

幕末时期，出现了特权商人，所谓特权商人是指与幕府之间有着特殊关系的城市商人，特权商人在市场中更加的类似为垄断组织，他们垄断市场，对物品的收购与销售有着统一的定价，商品的流通价格都掌握在他们手上，并且他们会不定期的借钱给幕府和地方大名。

因此，双方形成了独特的利益关系。而由于特权商人的存在影响了原本乡间商人，双方便以此产生了经济上的竞争。而爆发的表现就是针对大阪地区特权商人的三所棉批发，因为垄断，导致了乡间商人组成联盟进行“国诉”，最终成功战胜特权商人，从而导致的是日本经济基础的动摇和混乱。

其次，幕末时期日本农民的压迫促使农民联合起来反抗特权商人，地方大名和幕府的压迫。此次运动被称为“改世运动”。社会的混乱层面不断爆发，而这一时期的幕府在财政上也是难以维持，就导致了日本在政治经济上多方面的混乱层面。社会矛盾的不断尖锐推动着日本幕府时代末期的社会根本，以至于美国“黑船事件”对日本才会有如此大的触动，从而引发明治维新。

三、结语

近数百年的幕府统治，随着幕藩制度的弊端不断丛生，最终导致日本在面对外来入侵之后全面的变革，国家政治的改变，上层建筑的坍塌都源自统治内部矛盾的激化，外在的矛盾称为大楼坍塌的导火索。日本幕末时期的固步自封将自己限制在了一个困境，打破这个困境，产生一个新的局面就只能依靠西方的坚船利炮了。依靠外来力量的侵略，推翻原有社会制度，拯救日本，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治维新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加藤清正掟书》

2.《本佐录》

3.《德川禁令考·前集第一》

4.《竹马抄》

5.《武田信繁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