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对日本等邻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日本派出大批遣唐使，以求借鉴唐代的发达的文明与体制。他们返回后，将大唐的文明传播到日本各地，所以唐代的所有东西，都被日本称作“唐人”。

不过，自从唐代中叶之后，日本派出的使者就越来越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日咱们就来谈谈日本的遣唐使史吧。

一、官方主导下的中、日交往

日本向中国派出使节，除向唐代的先进的教育体制之外，还送来银、布和棉花等礼品。

遣唐使回国后，唐代还会赐予香药和工艺品等贵重物件，以备日本皇帝和王公的奢华需求，据日本历史上的记录，日本王室曾经“张立三马，并置唐器”，由此可见日本派遣唐人带来的货物有多么庞大。

唐代与日本表面上是互相馈赠，实际上已发展出一种交易方式，也就是朝贡交易，也就是唐代中晚期，唐、日两个国家的重要商贸方式。唐朝和日本之间的贡品交易是由唐派出的船只进行的。

八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多数派遣使团从扬州和苏州迁往唐代。遣唐使徒既是唐代的传教士，又是中、日之间的商贸纽带。

大唐仗着强大的力量，一直以来都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所以，当其他国家向大唐进贡时，唐代就会将礼物以数到数十倍的数量，归还给其他国家，包括日本。

据《旧唐书》所述，开元年间，唐玄宗曾封日本使者为“谢恩”，“锡”是“嘉奖”，因为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录，所以推测“锡”可能是金银、瓷器、丝绸等，可见唐代赏赐日本人的重要性。

二、日本受唐朝文化的熏陶

1.佛教，

日本佛教在奈良时代受到唐代佛教的熏陶，其具体体现为：一是从唐代佛教中吸取教训，日本和尚归国后创建“奈良六宗”。日本人为适应东亚而主动模仿崇拜佛教的唐代，派遣大批和尚驾着唐人的船只前往唐代，以求佛教。

奈良时代，唐代佛教在中国大陆上流行着华严宗、禅宗、密宗等诸多流派，其传播途径也不尽一致，为日本僧人在唐代的发展做出了许多不同的贡献。他们返回中国后，照例把唐代佛教传入日本，创立了佛教。

日本历史上有记录，日本和尚归国后，建立了日本的法相宗、华严宗和成实宗等“奈良六宗”。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在奈良时代与日本佛教的融合。二是日本借鉴了唐代，融合了佛教和传统的宗教。唐代佛教是由僧人进行了改革，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说，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佛教”。

因此，从唐代传入日本的佛教也是一种“新佛教”，它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佛教”在鼓吹君主的“神权”方面，与日本的“神学”的“帝制”是一致的。

而“新佛教”中镇护王权和维护王权的观念又符合日本当时宫廷的政治需求，而非日本的宗教信仰。所以自奈良时期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把佛教和神学结合起来，即把佛教中的佛陀和神道中的上帝联系起来。

因为佛教具有和日本人一样的原初宗教成分，所以佛教传入日本后，很快就传播开来。佛教最早传播到日本，是当时的统治者用来把民众从中心的意识形态工具。日本的君主们主张把佛教当作自己的宗教，于是佛教的“天”才有了民族的味道。

2.词语

在奈良时代，日本尚无伪称，只以楷书、行书等汉字的形式出现。因此，汉字在文人中间产生了一股风潮，《古事记》，《风土记》，《日本书纪》，《万叶集》，《怀风藻》等，都是由汉字写成的。

《万叶集》以汉字做为表音体，后来又开创了日本的假名，不过，歌集的熟语多以汉字表示，由此可见，奈良时代汉字在日本的影响有多大。九世纪中晚期，汉文与汉诗在日本流行，日本人对汉语的认识水平曾是一种衡量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3.笔迹

奈良时代的书法，是由汤战的作品所决定的。在日本，由于书写经文的流行，人们对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特别感兴趣。无论是圣武皇帝，还是光明女帝，又或者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读书人，都在纷纷模仿。

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和欧阳通对日本书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人说《金刚场陀罗尼经》是日本最早的一本《金刚场陀罗尼经》，与欧阳通的字迹一模一样，与长谷寺的《铜板法华说相图》一模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的书法对日本的书法有很大的影响。日本的书法直到太平年间，才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脱离了唐代的统治。

4.作画

唐代的奈良画风也深受其影响。在画法上，大部分都是沿用唐代的画法。

比如日本的宫女画像，从宫女丰满的身材，细长的眉毛，小巧的嘴唇，以及鲜艳的衣着打扮，都可以看出，这幅画里的女子，与唐代的美人极为相似，这说明日本画家在造型、构图和颜色上，都是模仿唐代的。

到了九世纪，日本开始注重盛唐的文化，因此，民间的民俗画在日本十分盛行，而其题材和技法却依然保留着唐代的风格。对于日本山水的描写，有“树下有房，松树下有仙人，云间飞鹤”，这幅图描绘的画面，与中国人心目中的仙人形象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奈良时代日本的画风，大多是唐代常用的。

三、停职理由

唐代中后期政治、文化方面的颓废，对日本的影响远没有以前那么大，慕华在日本的兴致也渐渐消退，最后日本不再派出遣唐使。

在唐代中期和晚期，由于日本的政治衰落，其魅力有所减弱。在安史之变之后，唐代从西元755年起，从鼎盛时期到衰落，朝廷权力削弱，此后，唐代无力掌控各地，藩镇势力日益壮大，逐步将唐代王朝的政权击溃。

唐宪宗在位期间，经过了一个短促的繁荣，之后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藩镇。黄巢叛乱之后，唐廷没有能力压制，只能靠着沙陀铁骑，调动藩镇兵力镇压，却不知道，在藩镇的叛乱中，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到了最后，他们的势力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国家。

自安史之变之后，太监变得越来越霸道，他们拥有废除和罢黜朝臣的权利。唐德宗末年，太监们在中枢的帮助下，开始逐步掌控军事力量。由于太监的无限制扩张，造成了清末帝王被太监杀害、太监独霸朝政的格局。

唐代已有的体制遭到了毁坏，而新体制还没有形成。对于日本而言，大化变法后，大量吸收唐代遗存，必须停下脚步，并没有急于从唐代学到先进的体制，从而改善自己的国家，所以，随着唐王朝的没落，唐王朝的势力越来越弱，对日本的兴趣也越来越小，日本政府也就没有再派出使者。

在唐代晚期，日本受到的影响逐渐减弱。唐代一直在没落，濒临消亡的时候，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根据《隋书·经籍志》中的记载，黄巢攻陷长安后，许多唐代之前的古籍都消失了。

叛军对古籍和宝藏都是爱理不理的，连读书人都被他们杀死了。每一次动荡，都会给我们的文明带来更大的伤害。浙东裘夫、庞勋、黄巢等唐代后期的暴动，其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唐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日本的上层人士对昔日辉煌的印象早已荡然无存，于是菅原道真建议天皇不要再派出遣唐人。

遣唐使的危险，让唐国使者不得不停止派遣。日本的船舶制造技术很差，船体的品质不能得到保障。再加上日本与唐代之间的海上航线极为危险，所以派遣唐人的过程极为艰难。翻阅历史资料，奈良时代曾数次有“甲寅，遣使者，奉广濑大忌神，龙田风”的记录，可见，在赴朝前，会祭祀诸神，祈愿平顺，可见这一路的艰辛和艰辛。

比如，在第11次派遣唐使的过程中，遭遇了一场暴风雨，唐人赵宝英和二十五个中国人和小野、石根，连同其他三十八个日本人一起被卷进了大海，然后，船断成了两半，船头和船尾分离，所幸船头和船尾都回到了日本。

又比如，在836年，第十三次派遣唐军的第三艘船，在启程的时候，船身断裂，船舷脱落，导致船只被水淹没，只有极少数人幸免，大部分人都淹死了。之后，他又回到了南岛路，但每一次派使者进入大唐，都会遇到意外，只有八次安全返回。

日本使节在前往唐朝的路上，不仅遇到了危险，而且在前往大唐的路上，还有许多的病痛，可想而知，这次派遣唐人是多么的艰难。面临着海上的凶险，日本的士绅们在遣唐之后，早己失去了最初的激情，纷纷逃离。

上一次，宫中派出了副使小野桑，数次劝说都没有效果，最终被发配到了隐岐，可见这些世家子弟的恐惧，而这些恐惧也会对他们的退缩产生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