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良母”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既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它有时代表一种女性形象，有时又代表一种思想。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内涵对它有不同的阐述。有时它被当作塑造女性的最高标准，有时又被看作是封建的、腐朽的，是妇女解放的极大阻碍。本文研究的近代日本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似乎与儒教对妇女的要求—“妇德”、“节妇”、“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是一脉相承的。传统观点认为贤妻良母思想是漫长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桎梏，代表“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但我们知道一个词汇从诞生起内涵和外延就在不断变化，我们不能将“贤妻良母”这一词用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而应将其放到它产生的时代，特别是分析它在当时时代的意义，才能更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它。
　　日本“新女性”这一词汇诞生于20世纪初，是针对于因袭封建传统，遵循旧思想、旧伦理观念、旧道德的传统女性而言的，代表着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一批女性新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新女性”与“贤妻良母”是两个既相互关连，又互为矛盾，有时又相当对立的词汇，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贤妻良母”与 “新女性”为代表的两种思想蕴涵了什么样的含义？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日本妇女解放思想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

一、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演变的。在贤妻良母思想诞生之前，妇女一直是被忽视、被压迫的一个性别，她的命运是被别人所决定的。明治以前日本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四妇，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妇德最受重视。如《女大学宝箱》（一般称《女大学》）通篇强调的都是女性作为妻子和儿媳的道德，强调对公婆的顺从、孝顺，对丈夫的服侍。女性存在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妻子和媳妇的角色上，江户时期妇女不过是繁衍后代的工具。母亲对女儿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方面的教育尚可担负，但对儿子的教育则完全由父亲来承担。象一些武士家庭，在知识和礼节上对儿子的教育是父亲的重要职责。因此，明治以前传统对女性的要求不是“贤妻良母”，而只是狭义、传统的“贤妻”。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建设近代化的国家，培养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在对妇女“贤妻” 的传统要求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贤妻”的内容，即“内助之功”和“良母”的要求。不仅要求妇女孝顺公婆、伺候丈夫，还首次将教育孩子、操持家务、管理家政的责任赋予了女性。当时已婚妇女理想是做一名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丈夫的贤内助。
　　贤妻良母思想的产生与日本近代的女子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治启蒙时期，日本女子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翻译介绍了大量欧美女子教育论方面的文章，不少文章论述女性不但应该是女儿的教育者，还应是儿子的教育者。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贤妻良母思想呈现出开明的、进步的意义。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造就善良的母亲说》一文，认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也才会有绝好的国家。造就善良的母亲关系到日本的独立、近代化的建设、也关系到近代国民的素质。因此必须男女共同接受教育，共同进步 。
　　明确将女子教育的目标确定为“贤妻良母”，从强调母亲的作用来论及女子教育必要性的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日本第一代文部大臣森有礼。他认为妇女对孩子来讲是“天生的教员”，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使其成为“贤妻”和“良母”，把家管理好。他于1887年在视察歧阜县教育状况时的一次演说中说道：“国家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教理论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在对女子教育和要求上，女性的柔顺、温和重新受到推崇。近代的贤妻良母思想开始转向儒教的贤妻良母思想。井上毅文部大臣1895年在《高等女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培养温良贤淑的女性，之后的菊池大麓文部大臣推进了这一以儒教为基础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他在1902年5月召集的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上谈道：“在我国，女子的职业……就是结婚，成为贤妻良母。”对女性的要求不重在追求知识和关心社会，而重在以贞淑、忠孝、忍耐、协调来谋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家的安宁。1899年创立的实践女学校和1903年创立的东京高等女学校等都是以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为目标的女子学校。贤妻良母主义教育通过1895年的《高等女学校章程》，1899年的《高等女学校令》在法律上得到确立。如《高等女学校令》不但加强了女子修身教育，还增加了家务、裁缝、手工艺等课程。由此，以贤妻良母思想为基础的近代教育体制在日本被确立了下来。明治政府认为在女子教育上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国体观念和国民道德，努力培养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应具备的人格。这是立足于天皇制家族国家观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理念。
　　在明治民权运动遭受挫折后，以岩本善治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提高妇女的地位，他的主张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精神。他所描绘的是一夫一妻、夫妇平等、男女互乐的近代“家庭主义”。他认为夫妻关系应是“男子在外，女子在家，分工经营家庭”。 他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日本人的妇女观。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者开始对贤妻良母思想进行批判。明治末年，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开始被广泛地思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又向前发展了。在一战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认识到综合性战争体制下妇女的作用，女性在家庭以外的作用和价值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对女性家庭外的期待也处于升高趋势。这一观点也逐渐影响到女子教育领域。随着日本女性对贤妻良母思想所规范的女性形象不满的呼声渐高，与时代相符合的新的贤妻良母思想也开始出现。女性开始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开始思考不仅仅发挥家庭的作用，而是从事职业去为国家服务。
　　总之，日本在贤妻良母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男工作，女家庭”这一近代性别角色分工。这一性别分工使得女性通过家务和育儿实现为国家服务。近代贤妻良母思想要求女性发挥贤妻和良母的作用，在家担负育儿和家务责任，并发挥贤内助的作用。强调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作用，不仅对家庭有着意义，对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着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定而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的。

二、聚集在《青踏》周围的“新女性”

　　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杂志、报纸开始介绍关于西方妇女解放、妇女权利等文章。人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以妇女参政权运动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表示了强烈的关注。“新女性”成为日本报纸、杂志热衷议论的话题。“新女性”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坪内逍遥1910年7月在大阪市教育委员会的一篇题为《近代剧中出现的新女性》的演讲中。 他在讲演中不仅介绍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近代戏剧中的女主人公，也介绍了西方女性运动，并预示着日本很快就会迎来女性的觉醒时代。1911年《东京朝日新闻》连载了一篇以《新女性》为题文章。11月坪内逍遥率领的文艺协会于帝国剧场演出了《玩偶之家》，获得巨大的轰动效应。剧中塑造的觉醒后反叛丈夫，离开家庭的娜拉这一“新女性”形象，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话题。
　　1911年9月女性刊物《青踏》创刊标志着日本近代妇女运动光辉时代的来临。女作家们在卷首里发出了“原始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他人生存，靠他人的光芒闪烁，有着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的不平呐喊。在《青踏》里充满了对女性经济自立、自我实现和家庭责任难以两全的痛苦，对结婚、家族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平冢雷鸟在《中央公论》上所写的《新女性》一诗堪称一篇新女性宣言。她这样写道：我们是新女性，是太阳，是一个人，希望拥有属于我们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着。新女性不仅要摧毁构筑在男性利己心上的旧道德、旧法律，还要以日日更新的太阳之明德，在心灵上建立我们的新宗教、新道德、新法律，去创造新世界”。
　　《青踏》从一创刊就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吸引了世人的注目，聚集在《青踏》周围形成一个整齐的“新女性”阵营。“新女性”这一词汇经常出现在她们的文章和标题中。如《青踏》的《妇女问题》特辑中1月号中伊藤野枝的《新女性之路》、加藤绿的《关于新女性》、长曾我部菊的《新女性的解说》等。《青踏》从创刊到1916年2月号停刊，共出版了六卷52册。在平冢雷鸟的自传中曾这样写道，“用一句话来表达诞生的《青踏》杂志，那就是妇女通过文艺，对封建思想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抗。”
　　日本的“新女性”是围绕在《青踏》周围，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她们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恋爱、结婚、家庭、性等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青踏》创刊后，不少报纸、杂志纷纷以“新女性”为专集。在这一时期，“新女性”、“新时代的女性”、“觉醒的女性”等词汇频繁出现。《青踏》的会员们不仅在《青踏》杂志上，还在其他刊物的“新女性”专集中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新女性”们的思想和行动被广泛宣传，影响逐渐扩大，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平冢曾这样阐述道：“那个运动，我想可以这样认为，一开始是作为抒发自己内心的运动而产生的，是迄今为止一直被窒息被压抑的女性自我的爆发，是凭借《青踏》这一出口喷涌而出的精神上的妇女运动。在那依旧弥漫封建思想、氛围、传统束缚的时代，女性发出了觉醒的呐喊，运动从这里出发有着十二分的意义。”

三、贤妻良母思想和“新女性”是时代的产物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产生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国家与家族的新型关系。明治政权确立了日本作为天皇制的国家，要求政府不但要对政治机构进行重新的建构，还要介入国民生活、国民的精神构造乃至价值观等方面。于是在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之后第二年便颁布了规范国民道德的《教育敕语》。将女性角色规范在妻子和母亲范围内的贤妻良母思想被作为国家对国民的要求扎根下来。
日本“新女性”的产生受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西方妇女运动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撰写的《女权辩护》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书对英国妇女地位进行了分析，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具有革命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倍倍尔的《妇女论》出版于1879年，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想赢得妇女解放，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首先开始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之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因此，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主要是与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追求男女平等，争取以妇女选举权为首的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妇女基本上争取到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然而20世纪初在遥远的东方—日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女性权益还属于新思想。
　　日本近代妇女运动是在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它又不仅仅是对西方妇女运动的简单模仿，而是根植于日本近代化的土壤，即明治开国以来的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日本近代产业产生、发展相伴随的妇女就业的兴起。明治时期施行义务教育，男女就学率逐渐接近。1899年《高等女学校令》公布后，女子学校每年都呈增加态势。1900年创立了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女子大学）和东京医学校，1901年成立了日本女子大学校、1902年成立了女子美术学校等。这些女子教育机构在提高女性知识水平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日本女子大学校—当时日本女性最高的教育机构的毕业生。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女性的就业范围比原先扩大了，在明治初年已经涌现了一些诸如女教师、女护士、女助产士等职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女银行职员，女理发师、女照相师、女店员、女记者，以及服务于政府部门、公司的女性职员等职业应运而生。虽然当时的女性在就业数量上还属于很少一部分，报酬和待遇都很低，然而这批走向社会，取得一定经济自立的女性可称得上是“新女性”思想最早的实践者。她们通过从事新的职业，密切了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些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新女性”思想得以萌芽的土壤，也是20世纪初日本妇女运动产生并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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