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于上海。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在衰亡的道路上走了50年。顾维钧6岁读私塾时《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了日本。12岁时义和团运动失败，清王朝被迫为死去的侵略者德国公使克林德树了一座牌坊。这些耻辱的记忆使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选择外交官作为终生职业。然而，弱国无外交。从事外交职业不久，顾维钧就发现，要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国际间争得自己应有的权益是多么的艰难。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元老徐世昌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扶上了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宝座。一战期间，英法为鼓动中国参战，允诺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会议席位，以大国相待。战争结束了，中国成了战胜国，“公理战胜，强权失败”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虽然徐世昌也曾特地下令将克林德碑从东单移到了中央公园，碑文也改成了“公理战胜”。然而对于列强在和会上的意图，中国仍然不甚明了。

为了确立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宣言。内容包括，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同等；建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威尔逊一下子成了全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救世主。有人甚至喊出了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的口号。

中国各界对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的期望值陡然提高。他们希望和会主持正义，将中国丧失的各种权利交回中国。这其中，主要是中国在山东的权益。

早在1918年，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便意识到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中国有可能收回一些丧失的利益。为此，他特意在使馆内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资料小组，收集、研究美国对巴黎和会的动向。尤其重要的是顾维钧准确地预测到日本战后要在东亚崛起。日本的势力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如果中国不及时做好准备，将进一步丧失利权。加之顾维钧不仅和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样是法学博士，还与威尔逊有私交。这样，中国政府就制定了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年仅三十的顾维钧也被派作巴黎和会的和谈代表。

1918年12月14日，顾维钧抵达巴黎。在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对和会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1918年年底，战前离开巴黎的人陆续返回。和会开幕时，各国人民都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一被看作是永久和平开始时刻的到来:美国人身披国旗化装游行；英国人彬彬有礼地在街头集会；浪漫的法国人当街相拥起舞；日本人的庆祝方式非常特别，集体高呼“万岁”。

日本人的欢呼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经过一战，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二等强国。他们在巴黎和会的两位代表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虽然在列强中职务最低，但还是和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长一起，组成了巴黎和会初期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

“十人会”中有四大巨头。他们分别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和美国总统威尔逊。

克里蒙梭，绰号“老虎”，巴黎和会的会议主席。他曾发誓要夺回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丧失的一切，要把德国像一只橙子一样榨干。显而易见，其主要矛头是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态度与法国基本相同。

日本的全权代表是西园寺公望。1918年，日本在一战中赚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加上1915年中日已经签订的《二十一条》，西园寺公望的使命更像是来办理过户手续的。

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即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至两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和会才答应仍然是两个席位，但可以轮流派代表参加。代表团内部风波骤起。五位代表都想当全权代表，可谁也不表态。

在顾维钧看来，陆征祥是中国外交总长，又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陆征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辰祖都是外交界的前辈，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代表团代表顺序排定以后，报至北京。

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他曾私下断言陆征祥充其量也就是个大礼官式的人，更何况身体极差。一旦病了，代表团的领导权就会落入南方代表手中。于是发来训令，将顾维钧排在了第二位。

顾维钧预感到这个决定必将在代表团内部造成摩擦。

自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后，就一直期待着能有机会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的立场，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机会竟然来得很快。

1919年1月27日中午，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突然通报顾维钧，中国将被邀请出席下午的“十人会”。而在上午的会议上，日本已经提出由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山东问题牵涉到两个条约，即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所谓的《欣然换约》。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对日本在山东已经取得权益的确认。同时，里面还有一些后来很长时间不被国际社会知道的，就是所谓的第五条。第五条包括了对江西、湖南和中国其它地方，日本潜在权益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