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送别田中的酒会上，周总理对高岛说：谈判时我们对你讲了一些难听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想有你这样能干的懂法律的人才啊。

正是这样的讲信义、讲道理，使得日本人十分服膺周总理。所以周恩来总理凌晨召见日本使节，对方很感动：到底是大国领导人，工作这么辛苦。要是软实力不足，同样半夜召见日本使节，对方可能觉得是故意羞辱他，拒绝前来。然后事件升级，或许一直闹到美国官员私下劝说日本。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1日第F30版，作者：吴澧（作者为旅美学者），原题：《周恩来的对日软实力》

讲信义，讲道理，日本人佩服周总理

笔者在上期“自由谈”（《南方周末》10月14日文章，《给日本来点软实力》）中话道：“其实中国和日本有着文化渊源的共通性，对日外交，中国人应该有一些美国人不具备的优势。”这一点，在1972年9月的中日建交谈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最后一场谈判，联合声明文字已经敲定，双方主要谈文字之外的默契。联合声明并未明言日本与台湾断交，中方担心日本政府拖延，或以某种形式让台湾继续保留官方机构。日本方面担心的则是，中国政府会不会输出革命，驻日使领馆会不会成为日本左派武装团体的后勤部。当时，受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批自称“赤军”的左派年青人在日本搞武装革命，多次与警察枪战，并制造爆炸事件。在这互有疑虑的气氛中，周总理慷慨地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中国有句古话，“言必信，行必果”。周总理当场写下这六个汉字，交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田中立即说：日本也有同样的话，“信为万事之本”。他也用汉字写下这句话，交给周总理。

这在古人那里，几乎就是歃血为盟了。歃血之后就是兄弟，共赴汤镬在所不辞。用《三国演义》里刘备的话说起来，甚至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现代人当然不至如此，但对周总理那一代，这仍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至少这是一张见券即兑的字据：若有食言情事，你拿这张纸条来，唯我周恩来是问！

换了对面是美国人，效果就不会这么好。美国人可能要求写下具体保证事项。但日本人也是读《三国演义》的，与中国人有着文化渊源的共通性，所以田中心领神会，当下作出对等反应。事后，双方也确实遵守了默契。日方甚至快刀斩乱麻，在联合声明签署仪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当场宣布与台湾断交。

虽然结局圆满，但联合声明的谈判并不顺利。争执的一大焦点是日方不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因为中国政府所不承认的旧金山和约体系，是以国民党政府为交战方和缔约方的。周总理对此很生气。那么日方是怎么辩解的呢？

当时的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作了个长篇发言。抽出其中基本的逻辑联系，简直就是个几何证明———西方的系统构造，包括科学、法学、语言学和文学批判理论等，说到底都是以欧几里德几何系统为模板的。高岛认为：如果日本承认大陆政府为作战方，那就否定了旧金山和约体系；而盟军当局将权力回归战后日本政府的法律基础是旧金山和约体系，日本政府不能自我否定；如果日本政府否定自己，那么即将签署的联合声明也就跟着无效；这样一份自我否定其法律基础的声明将通不过日本议会的质询。

按通常习惯，一定是指责高岛“无耻狡辩”，然后给他上一堂从鸦片战争到钓鱼台撞船的历史课；讲课完毕再庄严宣布，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当时确实有人讲了类似的话，但周总理选择绕过这个问题。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个问题要寻求政治解决，而不是法律解决。周总理到底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显然意识到，高岛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法律上很难驳倒。最后，在联合声明里，条文中用的是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英语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称作normalization（正常化），条文说法倒也与国际接轨。而在前言里，则用了个无行为主体被动句，“战争状态的结束，……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这样，双方都能接受。

在送别田中的酒会上，周总理对高岛说：谈判时我们对你讲了一些难听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想有你这样能干的懂法律的人才啊。

正是这样的讲信义、讲道理，使得日本人十分服膺周总理。所以周恩来总理凌晨召见日本使节，对方很感动：到底是大国领导人，工作这么辛苦。要是软实力不足，同样半夜召见日本使节，对方可能觉得是故意羞辱他，拒绝前来。然后事件升级，或许一直闹到美国官员私下劝说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