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筹建博物馆一事有了眉目，但是一切却进行得并不顺利。袁世凯一方面竭力维持着溥仪的小朝廷，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竭力遏制革命党。直到1913年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发生盗宝案，袁世凯才同意了内务部筹设古物保存所的呈文。从那年11月18日起，民国政府内务部耗时一年，分7次将119500余件家具、陈设、铜器、玉器、书画、钟表、书籍等文物从热河行宫运到北京。与此同时，又将114600余件铜器、瓷器、书画、书籍、珠宝、文房用品等从沈阳故宫运到北京。

这样到了1914年底，隶属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内务部的古物陈列所在故宫文华殿和武英殿成立了，神秘的紫禁城外朝三大殿向公众打开了厚重的大门。下一个目标是：开放整个故宫。

不过，此后一段时间，北京城却持续闹腾着：先是上演袁世凯称帝的丑剧，又是上演张勋复辟的闹剧。袁世凯死后，民国总统和总理由清廷旧臣轮流坐，把民国搞得面目全非，而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依然如故，1922年，15岁的溥仪大婚。

溥仪曾想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

溥仪终日算计着复辟之事。他一面勾结国外帝国主义，还周旋于国内军阀、政客之间，一面又暗中做安排准备退路。他展开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筹措经费，将眼光盯在了宫中文物上，打起了他的如意算盘。

中国历代宫廷都有收藏珍贵文物的传统，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宫廷收藏已经相当丰富，并且一直传承了下来。明清两朝的皇上更加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时期，宫廷的收藏达到了极盛。

按理说，民国成立，这些珍品文物都应该收归国有，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他在《清室优待条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的条文，把紫禁城内外财物包括文物在内，都当作清廷的合法私产。

正因为如此，溥仪摆出了从前“主子”的派头，对宫中文物任意处置。最严重的是，1922年初，溥仪以宫内经济困难为由，打算把从沈阳故宫运到紫禁城保和殿的《四库全书》售给日本，并派人与日本人商定了120万的售价。在民国教育部的竭力反对下，阴谋没有得逞。

明的行不通，溥仪又暗中盘算，起了盗宝之心。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弟弟溥杰和堂弟溥佳每天都来宫里上学，每天给他们些赏赐，让他们装在包袱里面，出宫时带出去。其中有宋版的《抱朴子内篇》，宋版李涛刻《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都是传世稀有之物。为了存放宝物，溥仪还派人在天津英租界内秘密买了一幢楼房。

溥仪盗宝时，发现了乾隆的珍藏

等昭仁殿里面的古籍善本被带出去得差不多了，溥仪又打起了别的算盘。一天，他让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的一座库房。

这座库房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溥仪走进去，看到满屋子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打开一个箱子一看，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

溥仪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父亲载沣，载沣告诉他，这都是乾隆当年最喜欢的珍玩。乾隆去世后，嘉庆下令把这些珍宝全部封起来，装满了建福宫一带的很多库房。画家郎世宁给乾隆画的很多画也藏在里面。

以前，溥仪对宫中的许多古物都不怎么感兴趣，自从盗宝计划实施以来，对宫中的珍奇宝物特别留意。听说了这些，他的心里又开始盘算着新的计划。他将视线从古籍善本转向了晋唐以来的书画。溥仪先是每天分别给溥杰和溥佳“赏赐”书画十卷或者十册，有时胆子大起来，竟一天赏赐了30幅画，包括唐寅的《野航雨景》、赵孟頫的《乐志论》、文徵明的《赤壁赋图》、宋人摹顾恺之的《斫琴图》、黄公望的《溪山无尽图》等等。就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转移的方法，溥杰、溥佳兄弟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带走几大包书画。从1922年9月到12月，总共盗出去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

久而久之，内务府官员及太监们也学着“皇上”的样子，干起了偷盗之事。那段时间，毓庆宫的库房门锁被人砸掉了，后窗户也打开了；乾清宫的窗子被人打开，里面的大钻石也不见了踪影。北京著名的琉璃厂到处流传着宫廷文物。溥仪刚准备彻查此事，就有人为了掩盖偷盗真相，纵火烧毁建福宫，无数珍贵文物和近十处宫廷建筑毁于一旦。

溥仪出宫时，将王羲之墨宝偷偷卷进随身行李

这样的宫廷闹剧，李石曾他们看在眼里，心急如焚。他上书总统和国会，再提筹办博物馆的事，要把内廷彻底改造过来，使得紫禁城变成民众共享的文化场所。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的助力，推动了北京局势的改变。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件》应运而生，条款中写道，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

1924年11月5日，宣统皇帝溥仪结束了他的紫禁城时代。不过，他在忙乱收拾东西的时候，居然没有忘记将藏在西暖阁里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随身行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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