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民间的舆论对于政府的最后决策具有相当的影响。这是1590年代丰臣秀吉武装进犯朝鲜差不多三百年之后，近代日本的第一场对外战争，因而牵动了日本整个朝野的神经。本文试图对福泽谕吉（1835-1901）、内村鉴三（1861-1930）和德富苏峰（1863-1957），这三位明治时期极具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在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和日本，当然还有这场战争的言论分析，借此来透视这一时期的日本知识人对于自我和他者（包括中国和欧美诸国）、对于近代文明和战争的认识。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共制作了3000面木刻板，平均每天大概要做十个，产量空前绝后 图为其中一幅，这些木刻板的宣传对象，是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

福泽谕吉：日清战争，就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

福泽谕吉无疑是近代日本最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是明治时期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此外他也是最为重要的舆论领袖。在考察他有关甲午战争的言论时，应该对支撑他立场和观点的两个知识背景有所留意。

第一，是以中国古典为核心的传统东方思想。他5岁时开始随同邻近的藩士学习汉学和刀剑，在汉学方面具有深湛的修养，只是在接触到了西洋文明后，他将这些传统的东方思想归入了负资产的范畴。

第二，是表现为“洋学”的西方近代知识。福泽20岁时进入当时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开设在大阪的“适塾”，在这里接触到了荷兰语的文献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学科。1858年他来到江户游学，在已经开埠的横滨直接邂逅了欧美文明，始知荷兰业已陨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语，乃发奋自学英文，以求一窥外部的世界。其时日本已与主要的欧美国家签订了通商条约，国门已完全打开。1860年2月，他作为随员乘坐日本第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咸临丸”前往美国，福泽也成了近代第一批游历西方的日本人，在美国待了四个月之久，直接感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实相。他1866年撰写的《西洋事情》，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以后又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日文刊发在杂志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论之概略》，正式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也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脉络之一。因此，福泽主要是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待甲午战争的，或者说在此之前他就以此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和朝鲜的问题，1882年他自己创刊的《时事新报》是他言论发表的主要媒介。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根据自己的文明论，将欧美诸国列在文明世界的范畴，而当时的日本已进入了开化的大门，中国和朝鲜等则属于未开化的国度。根据他自己在欧美的体验，他觉得昔日的东方文明完全不足以与当今的西方文明相提并论，他甚至觉得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遗产是一种病态的历史因袭，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文明进程起着阻碍的作用，他认为“古代的儒教主义已不适合当今的时代”，要予以摈弃（本文的引文均由笔者译自日语原文）。1884年12月，由日本方面培植的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1851-1894）等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发动推翻闵妃（韩国现称“明成皇后”）统治的政变（史称“甲申之变”），因中国方面的武力干预而导致失败，这使得福泽谕吉在感到愤懑的同时，对中国和朝鲜的“开化”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发表了引起后人瞩目的《脱亚论》，他在文中宣称：

“我日本的国土虽位于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之精神已脱离了亚细亚的固陋而转往西洋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于本身及本国均不知改进，在交通极为便利的当今世界，对于外界的文明即便不是充耳不闻，但其所见所闻依然不足以动其心，其对古风旧俗的恋恋之情与百千年之往昔无异。……辅车唇齿乃是邻国相助之喻，然今之支那朝鲜于我日本国不啻无丝毫之帮助，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因三国地理相接之故，有时会对三国同样看待，……此真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为今日之谋，我国与其等待邻国的开明来与其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与此脱离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亦不必因其为邻国而予以特别的顾虑，只须依照西洋人之做法即可。与恶友亲昵难免共蒙恶名。我等应从内心谢绝此等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福泽谕吉

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等逃亡日本，后被诱引至上海。1894年3月遭闵妃派遣的朝鲜刺客暗杀，遗体由中国军舰咸靖号运至朝鲜，后遗体遭凌迟之刑，这又激起了以福泽谕吉为首的主流舆论的愤怒和抨击，也加深了一般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和朝鲜的憎恶。而就在此时，朝鲜发生了东学党之乱，朝鲜政府向中国求援，于是中国出兵进驻牙山一带，并根据天津条约通报了日本。不久内乱渐趋平息，然而日本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朝鲜，并且以武力包围朝鲜王宫，强行要求朝鲜开启内政改革。对日本政府的这一有些蛮横的做法，福泽从文明开化的角度明确予以支持：“我国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引导朝鲜人来推进该国的文明事业，着手电信的架设，铁道的铺设，于邮政、警察、财政、兵制诸领域开展一般的组织改良，与文明开化的事业一起，在世界上保持一个独立国家的体面”。因此，“日本兵驻扎在该地，不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人民，也是促进朝鲜文明进步的必要处置。”“日本的目的，就是让朝鲜摆脱支那的羁绊，改良其国事，建立其独立的基础”。这里所谓的朝鲜独立的主张，乃是日本否定其历史上为中国的属国地位、试图将其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中剥离出来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的一种托词。数年之后，日本在驱赶了中国的势力并成功阻遏了俄国势力的南下之后，索性蛮横地吞并了韩国（朝鲜王国在1897年改名为大韩帝国），此时再来检视一下当年日本主张朝鲜独立的言论，就可知其真心所在了。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附近的海面对中国舰队发起攻击，甲午战争由此爆发。福泽立即表明了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战争本身虽然发生于日清两国之间，探其根源，则是谋取文明开化的进步一方，与阻碍其进步的一方之间的战斗，绝非简单的两国之争，日本人原本对支那并无私怨，并无敌意，……无奈他们顽冥不化，不解普通的道理，目睹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仅不感到欣悦，反而要阻碍其进步，蛮横地表现了对我反抗之意，无奈之下才有如今之举。日本人眼中并无支那人支那国，只是出于世界文明进步的目的，要打倒反对这一目的并对此加以阻碍的力量。因此这场战争并非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可将此视为一种宗教之争。……倘若支那人能从这次的失败中醒悟到应该对宏大的文明势力抱有畏惧之念，自己痛改前非，那么就可一扫四百余州上的腐云败雾，仰望文明日新的余光，若如此，就不会在意物质上的一些损失，反而会对文明引导者的日本人感恩戴德，行三叩九拜之礼。”

文明论无疑是福泽谕吉的一个思想中枢，文明论主导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不无得意地认为：“呜呼，我日本及早摆脱了支那流的陋习，依据文明开化的新精神，百事一新，修文讲武，上下合作追求国权的扩张，……如今日本已成了东亚文明的先导者。”因此他认为：“这次的战争虽说是日清两国之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斗，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日新的前途。”出于这样的逻辑，他毫不掩饰地说：“让文明的势力风靡（中华）四百余州，让文明日新的余光照耀四亿人民，如此，我国军队务必要长驱直入，直捣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使其立即降服在文明的军门之下。我日本并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委任日本来行使天职，战争乃是不得已的处置。衷心期望我辈尽早让太阳旗在北京城的晨风中飘扬，让四百余州皆沐浴到文明的光芒。”在福泽谕吉膜拜西方文明的逻辑中，武力的行使和武力的扩张也是文明传播的必要手段，因此在福泽的笔下，日本人以武力为背景的对外扩张甚至侵略，都成了传播文明的正义之举了，这不得不说是对文明本身的绝大讽刺。然而，福泽对这场战争的定位，却极大地影响了一般日本民众的思维，福泽自己捐出一万日元（约相当于当时一般日本人月薪的一千倍）来支持这场战争，并竭力鼓动民众踊跃献金，而整个日本民族也陷入了战争的狂潮中。

确实，福泽在信奉文明论的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很清楚近两千年来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巨大影响，然而当他服膺了西洋文明之后，他已经视传统的中国文明为敝屣，甚至将近邻中国的存在视为一种旧势力的压迫和障碍。从他日后的言论中可看出，他私下支持的金玉均政变失败以及其最后的被杀，已经充分激起了他对中国的“私怨”和“敌意”，因此当日军在中国前线频频传来捷报时，他感到了一种畅快淋漓的扬眉吐气：“这次将多年来蔑视邻国旁若无人趾高气扬的老耄国进行了痛快的打击，使其低头谢罪，实在是一大快事”。福泽虽是书生出生，却并无书生的迂阔，日本的国家利益，才是他最终的价值指向，战争开始时，他虽然说了一通文明论的大道理，一旦当日本已经稳操胜券时，他的论调就变得非常实际了：“今日的世界就是一个强调利欲的世界，尤其是国与国的交往，几乎没有人会在意德、义、名誉，要立国，就只顾本国的利益，不仅无暇去关心别国的利害，一旦有机可乘还会以自己的腕力去博取利益。在这尔虞我诈的世界中，若有某一方还在固守仁义，高唱我只要仁义之师的美誉其他都无所谓，那就无异于一个温良恭俭的君子加入到贩夫走卒的饭桌上一般，端坐在一隅却还在谦让别人。……日本人的本色并非清静寡欲。之所以会干涉朝鲜的内政，既非出于侠义，也非出于厚谊，完全是在谋自己的利益，海内外人士切勿误解。”在控制朝鲜、获取巨额赔偿金、割让领土诸方面，福泽主张不可有丝毫的退让：“开战以来我军人牺牲了生命与敌人战斗，一般的国民不惜肩负巨大的负担来为国尽忠，才获得了如今的结果，因此我国提出的条件，即日本人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东西，一步都不可谦让。”

在战争初期，福泽一直以一个文明论者的姿态出现，强调日本开战的目的在于引导邻国走向文明的世界，强调日本战争行为的正义性，一旦等日本获得胜利后，就竭力主张日本获取利益的正当性，他虽以民间人士的面貌出现，在本质上却与官方的立场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并在相当的程度上主导了日本社会的舆论。

内村鉴三：这是一场谋求永久和平之战

战争时期，对社会舆论发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日本知识人是内村鉴三。

内村在日本主要是作为基督教思想家而广为人所知晓。孩童时期曾师从父亲学习过儒学，后来的知识背景，几乎都是西方的世界，12岁时从家乡来到东京，进入有马学校英语课学习，一年后转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与后来用英文撰写了《武士道》的新渡户稻造是同学和密友。这一时期内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文版的《圣经》。他原本可直升东京大学的，但却选择了远在北海道、且建校不久的札幌农学校（北海道大学的前身），因为有官费补助。札幌农行学校的教员大部分来自美国，课程基本上都用英语教授，教务长克拉拉是一位对明治时期的日本青年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内村因此成了一名基督徒，并在1878年正式接受了卫理公会派的洗礼，且成绩优异。毕业后两年去了美国，在马萨诸塞州的阿玛斯特大学和哈特福特神学校留学，三年后回到日本，在好几所学校任过教，由于自小学习英语，这时候的内村已经习惯了用英语思维和写作，他后来的许多代表作（如《我怎么成了基督徒》、《代表性的日本人》等）都是用英文撰写的。他在日本最早的出名，缘于一起轰动全国的“不敬事件”。时为1891年初，他在东京第一高等中学担任舍监，其时以天皇的名义颁发的、倡导忠孝爱悌思想的《教育敕语》颁布不久，某日该校举行奉读仪式，所有的教员和学生都要对有天皇署名的敕语文本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而内村依据基督教的教规竟然未行鞠躬礼便退下讲坛，此事被视为大不敬，一时舆论哗然，内村也因而失去教职。

内村与福泽在人生上虽然没有什么交汇点，但其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以文明论作为支撑点的。在中日交战的前夜，他在《国民新闻》上发表了《日中关系》一文，以文明论（也夹杂着部分的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当时的中日两个国家在近代文明史上的定位：“日中两国的关系是代表了新文明的小国和代表了旧文明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他以两千多年前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为例，将日本视为城邦国家希腊，虽然力量较弱，却是代表了新兴的文明，最终战胜了体积庞大的波斯帝国。他认为“旧的因为其大，往往就轻侮新的，而小的因为其新，往往就厌恶旧的” ，最后“促进进步的往往获胜，而阻碍进步的，往往失败”。

内村鉴三

战争爆发后，他先在《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以世界历史来看日中关系》，继而又用英文在8月23日的《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日清战争之义》，10天之后，他自己将其译成了日文，发表在9月3日的《国民之友》上。

在这篇文章中，内村开宗明义地主张：“吾人相信，此次的日清战争对于吾人而言，实在是一次义战。其义不仅是法律上的义，也是伦理上的义。”内村何以会如此认为？因为他觉得日本代表了新兴文明，而中国则是老旧文明的代表，“战争是吾人最该避免的，非战争是吾人自始至终的政略，然而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支那对我国的狂妄无礼，几达忍无可忍的地步。……明治十五年以后，支那对我邦的行为如何？对于朝鲜动辄干涉内政，阻碍我国对朝鲜的和平政策，当面对我国大加凌辱，我国要帮助朝鲜打开国门而他们却要紧闭国门，将满洲的制度强加在朝鲜身上，欲永久维持彼此的宗属关系，支那自己已是世界上的保守落后国家，还要朝鲜来仿效它，力图违逆世界的进步潮流，……因此，支那是国际交往规则的破坏者，人性的敌害，野蛮主义的保护者，支那不能免于惩罚。……（支那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将弱国朝鲜玩弄于股掌之中，使其永远地依赖自己）察之于世界外交史，吾人尚未遇见过如此卑劣的政略，这犹如娼家残虐的主人对可怜无助的少女经常施行的手段一样，欲残暴地将一千五百万人（指朝鲜当时的人口）长久地置于无知无防的地位，以满足这世界上最大的退步国家的嫉妒心。这实在是热爱自由尊重人权的人们一日也无法忍耐的。吾人觉得很奇怪，为何对此等的积恶发出谴责之声的只有我们日本人？为何那些标榜基督教国家的欧美诸国不在我们之前将这世界大患从地球上排除出去？”有世界舆论批评日本说，日本与中国一样也没有干涉朝鲜的权利，日本的出兵与中国一样也应该受到谴责，且是因日本的行为导致了和平的破裂。

内村对此提出了三点反驳意见：（1）干涉本身并非坏事，日本是在邻人受到强盗欺凌时毅然伸出援手，使其脱离于苦难；（2）日本出兵是依据天津条约行事，中国政府一再出尔反尔，出兵乃是正当防卫；（3）丰岛海战究竟谁先开炮尚无定论，我们相信是中方先开炮。如今证之于历史事实，可知内村的三点理由完全只是出于一个书生的幼稚想象。令人有些惊愕的是，信奉忍让和平的基督教教义的内村，竟然会发出如此偏激的言论：“向世界贡献了孔子的支那，如今已不知圣人之道，文明国家对于如此不实不信的国民采取的唯一途径，就是铁血之道，以铁血来求得正义。”这令他的传记作家也不得不由衷地感慨道，他的“义战论”，“近于消灭异端的十字军的狂热”。“这样的观点，使我们认识到，当时的日本是在怎样褊狭、排外的国家主义的裹挟下行动的，日本人对欧美先进国家是抱着怎样深切的劣等意识而拼命地努力吸收他们的文明，鉴三的文章也未免太过于直接、过于理想、过于乐观了。”

1894年10月初，在日本获胜几近定局的时候，内村又在《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日清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在这篇长文中，内村展开了与此前稍有些不同的见解。他将这场战争的目的归结为三点：（1）为确保朝鲜的独立；（2）惩戒中国使其今后无法抬头；（3）将文化播及东亚，谋求永久和平。而在具体的展开中，内村阐述了如下的观点：

“支那的兴废严重关系到东亚的安危，此无需赘言。东亚若要作为东亚在世界上展现出它的地位和价值的话，支那的独立就与日本的独立同等的重要，在支那成为吾人大敌的眼下说这样的话，恐怕会遭人嫌恶，但支那是吾人的邻邦，相较于欧美人，吾人对他们更感到亲密，这点吾人须臾不可忘却。支那的安危关系到吾人的安危，若支那归于颓败，必然会祸及吾人，那些认为只有支那衰亡后日本才可崛起的人，是世界上心灵最为黑暗的人。东亚的和平来自于唤醒支那，支那的勃兴与朝鲜的独立、日本的进步一样，都是东亚和平的保障。……在东亚传播文化并谋求其永久的和平与进步，乃是吾人的目的所在。东亚的和平来自于唤醒和激活支那，这实在是此次日清战争的最大目的。”

内村鉴三这样的观点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显然是相抵牾的，它更具有一种亚洲连带意识，与明治时期的另一主流思潮“亚洲主义”有异曲同工之趣。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从未像福泽那样主张向中国赔款割地，事实上，随着内村基督教和平思想的逐渐成熟，他的国家主义理念也在逐渐淡化。1904年2月，为争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权益，日俄两国在中国的旅顺等地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此时内村顶着甚嚣尘上的主战舆论，在自己主办的《圣经研究》上接连发表了《一个非战主义者在战时的态度》、《近时的非战论》等文章，谴责战争的杀戮行为 “战争不是游戏，此乃国家的大患难，因此，最忠于国家的人不是战争的鼓动者，而是战争的制止者”，从而他完成了自己向基督教非战主义的彻底蜕变。

德富苏峰：通过这场战争，让欧美重新认识日本

德富苏峰是一个在日本近代史上罕见的，于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媒体人和评论家。

德富苏峰的教育背景，除了一段时期曾在汉学塾内读过以中国古典为中心的东方典籍外，主要是在家乡熊本洋学校和东京英语学校、京都的同志社英学校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年轻时虽不像福泽和内村那样在海外游过学，却阅读了大量原版的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著作，一时曾醉心于西欧的民主自由思想，积极投身于当时在日本方兴未艾的自由民权运动。1887年2月，年仅25岁的苏峰在东京成立了民友社，创办了在明治中后期卓有影响的周刊《国民之友》，1890年2月又创办了《国民新闻》报，鼓吹平民主义思想，并在1893年出版了作为平民丛书第6卷的《现时之社会主义》，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一时成了明治青年的导师。

但是就像很多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一样，苏峰在骨子里其实一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1885年他在家乡创办私校“大江塾”时，就创作了一首《爱国之歌》作为校歌，以此来激励青少年为国家奋斗。甲午开战前夜，因朝鲜事件的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达到了高潮，苏峰主持的《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也成了这一思想或情绪表达的重要媒介，而苏峰自己则因这场战争，彻底蜕去了平民主义的外壳，基本放弃了自由民权的主张，演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其标志就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出版的《大日本膨胀论》。战争爆发后，他主编的《国民新闻》不仅迅速变成了日报，积极刊载主战的言论，还派遣国木田独步等记者奔赴战场，他自己也时常来往于东京和当时战时大本营所在地的广岛之间，还曾作为参谋次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川上操六的随从同车前往广岛。1895年4月，在日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后，苏峰作为大总督府的随从来到了辽东半岛，考察了暂时在日本掌控之下的旅顺口、营口等地，并将海边的小石子等带回日本做纪念。

德富苏峰

战争刚刚爆发，苏峰就断定这是一个“扩张性的日本进行扩张性活动的好时机”，要“善用这样的好时机，使国家获得超越性的飞跃，同时使自己个人在国民扩张史的首页留下英名”。这是苏峰主张开战的真正动机，但他还是要找寻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是：“顽冥不化的清国，不仅将朝鲜视作属国，还要阻碍我国来保障其独立。我们的行为是扶助弱国的独立，挫败霸国的吞噬，此乃侠士之举，义人之举，亦是仁者之举。”这样的言论，与内村的主张十分相似，但内村恐怕多少还有些受片面报道蒙蔽之后的书生之论，但苏峰内心却很明白，所谓“义举”云云，完全只是些诱导舆论的粉饰性言辞，他在该书的其他部分，还是未能遮掩他对这场战争的真实认识：“日清战争实在是事关我国国运消长的重大机遇。我们不可忘却，这次我们不是在暗室里格斗，而是站在全世界面前的一次决战。所谓朝鲜的改革，所谓北京的城下之盟，所谓几亿的赔偿金，决定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就在此一举。”苏峰认为，江户幕府近三百年来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局促于岛屿之内，国力毫无增长，而这次对中国的战争，将改变日本的命运：“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将一跃而成为扩张的日本，这一决定日本命运的良机，就在眼前的一刹那间。”因此他竭力鼓动日本朝野发动这场战争。

在开战之前，大部分日本人觉得，日本自打开国门、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博采西洋文明，励精图治，修铁路，办工厂，开国会，定宪法，俨然已是一个西洋标准中的文明国家，但依然未能获得欧美诸国的认可，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程也是举步维艰，“不仅欧美人士未将我们置于对等的地位，连清国也不把我们放在对等的地位。”但是苏峰本人是非常蔑视中国人的：“支那人，在全世界都受到歧视，受到侮辱，受到虐待。他们像牛马一样被人驱使，而有时候又像毒蛇猛兽一样被人驱赶。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反倒是让人觉得畏惧。他们是受人憎恶却又使人感到害怕，我们是让人觉得亲切却又遭人歧视。……在浅薄的欧美人的眼中，支那人是一个将金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拥有四亿人口的种族，支那是一个龙盘虎踞于亚细亚沃土上的大帝国，是一个希腊罗马文明尚未从地平线上升起时就拥有了五千年文明的庞大的旧国，他们在支那人卑屈的性格上看到了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陈陋的旧习上看到了其坚定刚毅的意志，在迟钝的反应上看到了其坚忍厚重的风尚。他们正因为惧怕支那人，所以才对日本人及日本国表现出骄慢的态度。”苏峰希望通过这场战争使欧美人重新认识日本，使日本在世界上真正站立起来。事实上，战争的结果真的让全世界都对日本刮目相看了。

相比较福泽和内村，苏峰具有更为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他主张：“要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亚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一曰物质的牵制，一曰精神的牵制。物质的牵制法就是让他们支付战争赔偿金，分割他们的土地，……所谓分割盛京省（指现在的辽宁省），获取台湾，就是此牵制法的一端。……精神的牵制法就是使他们从内心臣服我们的武威，彻底根除他们再度称王称霸的野心。”此时中国因为连战连败，频频放出信号，希望谈判媾和，并请求西方大国从中调停斡旋，日本的舆论中也出现了微弱的停战谈判的声音，苏峰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如今绝不是讲和的时期。换句话说，如今应该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将此永久归入帝国的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之地，给予其神经一大痛击。”苏峰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设想：“倘若能北占旅顺口，南据台湾，清国再怎么庞大，也犹如一头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大则大矣，却已失去了运动其庞大身躯的自由。到了这一步，不仅是一个清国，还北可控制俄国，南可应对英国，这样我们才可发挥出东亚的霸权。霸权在我手里，和与战的主动权也就在我手里了。”这些言论发表在海城、威海卫等尚未陷落的1894年12月，苏峰已经有此狂言，到了翌年4月签署媾和条约时，除了巨额赔款外，果然辽东半岛和台湾都割让给了日本，舆论领袖的言论，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政府的决策。

顺便述及，苏峰后来在1906年和1918年两度来华游历，留下了《七十八日游记》和《支那漫游录》两部著作，思想日趋右倾。1940年9月向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磨提出缔结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书，1942年出任军部主导的“大日本文学报告会”和“大日本言论报告会”的会长，几乎是二战时期日本文化界的最高领袖，坚决反对接受《波茨坦公告》，战后被美国占领军定为甲级战犯的嫌疑人，开除一切公职。

在战争时期，上述三人的言论差不多是一般社会舆论的主旋律。

当然仍然有一些头脑较为清醒者。我专门查寻了另一位对明治社会有甚大影响的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的著述，发现在1894-1895年间，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战争与中日关系的文字，恐怕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法言说吧。倒是有一个在中国历来被视为军部间谍的荒尾精，提出了些 “稳妥中庸的意见”。

荒尾精曾奉参谋本部的命令来中国搜集情报多年，战争爆发前，在上海开办实际上是教育机构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对中国有实际的体验和深入的思考，出于对中国的深刻理解和亚洲主义的理念。他反对向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认为若要求中国割地，犹如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强行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后遭法国人的长期嫉恨一样，中国人会对日本人愤恨不已，“我国要求割让领土之时，即为列国分食禹域之晓，我国领得一省一郡之日，即为清国四分五裂豺狼舞动爪牙之秋也。清国最终四分五裂、红毛碧眼之异族跋扈中原之时，一省一岛之新领土，于我有何裨益？孤掌难鸣，只手难撑江河，东亚之大事，遂成烟云。”不过荒尾并无显赫的地位和舆论领袖的影响，可谓人微言轻，他的这些声音，瞬息间也就淹没在了举国热狂的声浪中。

当时舆论的激扬喧腾，连《马关条约》签署者之一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觉得过于热狂了，他在回忆录中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私下为胜败而担忧的国民，如今则对将来的胜利毫不怀疑，觉得问题只是日本的太阳旗何时进入北京的城门，于是乎，整个社会气象是狂跃于壮心快意，沉溺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沉醉于喊声凯歌之中，对将来的欲望与日俱增。……其间若有深谋远虑之士提出稳妥中庸的意见，则被视为卑怯懦弱之辈，无爱国心之徒，几乎为社会所不齿……。”这是当时日本社会的实相。以史为鉴可以察知当今和未来，在中日关系仍然波谲云诡的今日，回顾这一段往事，应该不是茶余饭后的余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