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剿共”作战一向耗费极多，他主要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政府财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蒋介石是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战的？

国民政府的鸦片税

1928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作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 ”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1928年8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

蒋介石的保证根本是空话。蒋介石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1700万元左右的“禁烟所得”。1930年，13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共”之后，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蒋介石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经营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

杜月笙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 ”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给政府600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

杜月笙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10家吗啡工厂，每个月付给国民政府40万元保护费。1932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许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300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成为财政部长后，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介石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1933年5月初，蒋介石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 “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1600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政府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3000万元左右的鸦片税。

和日本争夺鸦片市场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蒋介石利用鸦片支付应政府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政府因为蒋介石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蒋介石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鸦片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 ”

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政府组织都得靠鸦片收入来维持。 ”他引用某地每担（大约60公斤）鸦片成本400元为例说明。官员要在这个底价上加征320元的一般税、32元的“剿共捐”、3元2角的中央政府规费、1元5角给地方商会、2元5角给特别货物（鸦片）协会、2元5角给地方女子学校、7元的保护费。在这个总数之上，专卖机关再加上920元。于是乎，鸦片的成本要增加为4倍以上，达到每担1688元7角。

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政府继续怪罪列强政府迫害中国摆脱不了鸦片。有一位西方记者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中国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中国全部已有204名鸦片毒贩被枪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中国仍有300万名鸦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广西）百色的记者又报道说，有一车队载运180万盎司鸦片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 ”《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走私鸦片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走私”；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

1935年，蒋介石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 1937年1月1日，蒋介石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的说法：“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

（摘自《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著、林添贵译，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