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而且也完全出乎日本的意料。

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此事，有的报纸甚至说蒋介石“已被杀害”。在消息不明确、蒋介石生死未卜的情况下，12月13日下午6点，日本外务省在外相官邸召开紧急首脑部会议，判断情势，并就今后对华方针交换意见。会议认为，“事件对日本影响甚大”，由于获得的情报还不清楚，而且为“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遂决定“帝国政府对于事态之推移，以重大关心而静观，坚持公正态度”。

12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内阁会议上，就西安事变为中心的中国局势作出报告，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理由主要是“私怨”；蒋介石生死难辨，但从南京政府已另立他人代行蒋之诸权限来看，似乎已死；中国方面不可能迅速实行“容共主义”，日本“不能轻率行动，故慎重静观以待时机”。

接着，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会商对西安事变的对策，讨论的中心是14日陆军省所拟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陆军省企图趁西安事变的“好机会”，“力求其实现”吞并华北、扶植内蒙古傀儡政权进而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将防共协定的范围推广到 （华北）五省”，“把绥远政权引向反共”；西安事变如造成对日空气恶化，侵害日本侨民和权益，“可以不失时机地采取自卫的手段”。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主计则主张慎重，他认为：此际以武力强压中国，将促进中国在“抗日容共”上实现妥协和统一。与此同时，日本还作出了武力干涉的准备。日本海军省发布绝密令给日本第三舰队参谋长和所有在中国和“满洲国”的海军军事部门，令他们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变，日本国内部分舰队、舰空队和三个大队的特别陆战队也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应变”；并向上海、汉口增派海军陆战队，使上海日军人数达到2400名，汉口达到300名。 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日本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在积极准备干涉的同时，日本还企图以“防共态度更加鲜明”为切入点，竭力“指导”中国扩大“内战”。日本陆军方面首先指责张学良为“叛徒”，说发动事变是“旧军阀一派之常套手段，故为天人断不能容忍”，“到底断不能袖手旁观”。日本政府则命驻华使节多次到南京政府“慰问”蒋介石的安危，并借机打探情报。日本关东军也公开表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表示日本方面将“不惜给予援助”。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北平会见中国记者时说：“对于日本与中国，于此时应向扑灭容共主义之道上进行一事，不惜予以满腔之支援。 ”但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这一结果完全出乎日本当权者的意料，使当时的广田内阁对华政策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