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国家的纸币上，都是印着开国之父或历史名君的头像，但日本却有些特别，在1 000日元的纸币上，印着有日本“国民作家”之称的一代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年）穿西装的头像。夏目漱石的成名处女作是《我是猫》，这部长篇小说构思奇特，匠心独具，以幽默与讽刺为主要特征，由一只被拟人化的善于思索、乐于议论又富于正义感的猫担任叙述者与评论者，通过这只猫的眼睛，俯视日本当时的社会与20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并以连珠般的妙语警句极尽嬉笑怒骂，化嘲笑为利刃，直刺向“恃众凭势，胡作非为”的拜金主义。鲁迅曾以“轻快洒脱，富于机智”评价该作品。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是万元大钞，上面印的头像是穿和服的福泽谕吉（1834—1901年），即我所在的庆应大学的创始人。庆应大学的师生曾多次拿着万元大钞，以自豪的神情向我介绍他们的校父。我则调侃地说，看来庆应大学始终掌握着日本的金融命脉。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受父亲影响，福泽谕吉熟知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国历史，青年时代在长崎学习荷兰文。曾在大阪师从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并成为优秀的兰学学生。福泽谕吉在26—34岁的时候，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这三本书轰动一时，影响甚大。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号称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福泽谕吉有点像中国康有为式的人物，是近代维新派的精神领袖。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如废藩置县，摧毁封建制度，成立新的常备军，实行全民教育，统一货币等等，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中国光绪皇帝虽然也发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图新，但最终慈禧太后政变后发布训政谕旨，变法流产，前后只持续了103天。“百日维新”的失败，表面看似乎是一个中国老太婆改变了中国此后的方向和命运，其实是有深层社会原因的。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好比在废墟上另起高楼，相对容易，但要把已经建好的楼房推倒重来，谈何容易。所以中国骨子里也想全盘西化的戊戌维新领袖，实际上为了操作的可能性，与“洋务派”一样，也是“中体西用”。中国当时主流的“中体西用”话语和实践与日本维新派“脱亚入欧”的“西体中用”，其实不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而是思想观念背后的那个制度基础和利益格局的差异。

　　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位于东方世界的最东方。在世界新航路开辟以前，日本与远在亚欧大路西面的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在历史上，日本也曾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且比中国的“锁国令”早颁行10多年。1633年，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枪炮，同时也担心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涌入会威胁和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锁国令”。但日本的“锁国令”有一个例外的保留，即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几代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即所谓“兰学”，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长崎因此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培养通晓时代先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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