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汪精卫受民族主义思潮裹胁、推动，投身政治斗争。然从一开始，汪氏的民族主义总想就十分混乱，既渗合有大汉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因素，又不能区分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斗争与以前的民族斗争的质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义误为种族主义。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精卫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精卫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日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独立灭亡中国，一条是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

归结起来，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而其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则构成了汪氏对日议和的理论支柱和必然归宿。

二、促蒋议和是汪精卫时日议和的必然的最佳选择

如前所述，抗战伊始，汪精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的主和派。但汪氏明白：自己虽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为贯彻自己的议和主张，促使蒋介石改变既定的抗战国策是汪精卫的必然结论，为此，他做出了如下举动：

1、直接面谏与上书蒋介石。汪精卫供认：“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为此，“在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作者按：指议和)写给蒋介石的信，达十封以上，当面也说过多次”。陈璧君曾交待说，当时，汪乃冒万死谏蒋。汪曰：“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曰：“抗战易，和平难。”汪怒曰：“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进止，更不能作个人毁誉打算，”蒋终不允……。

2、乘陶德曼调停之机，试图逼蒋就范。抗战初期，由于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受阻，不得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以期尽快结束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积极推波助澜，乐观其成。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通过了接受陶德曼调停的协议，企图造成既定事实，逼蒋介石接受。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使蒋介石无法接受。但是，汪精卫认为机不可失，要刚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汪对孔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去问蒋，他是负责军事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承认。”。

3、挟日本之淫威以迫蒋议和。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仍不死心，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与日本的和谈。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由汉口前往香港，建立了日本研究所。6月22日，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高宗武秘密抵达东京。在日本期间，高先后与日本内阁多名要员会谈。会谈结果是决定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共反蒋政权与日本实现“和平”。高宗武东京之行是擅自作主，未经蒋介石同意的，故回香港后不敢返回汉口报告。于是他要周隆库代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看了后，认为以先交汪精卫商量是否删去此句为好，而汪精卫却说，“这是没有关系的。”遂仍照原文交蒋介石看了。汪表示：“我单独议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这说明，汪精卫想借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压迫蒋介石屈服以期实现中日和谈。

上述事实表明，汪精卫始终以促蒋议和作为贯彻自己和平主张的最佳选择，即使在日木“希望汪先生出马”来收拾残局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只有当蒋介石完全拒绝接受他的主张，汪精卫才考虑单独与日本商谈和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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