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的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本来就没有将原密约“如实地见诸实行”的诚意，而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非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可。193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逼迫汪精卫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其内容远远超出了重光堂密约，汪精卫所担心的日本不讲信用的局面出现了。这不免使他产生哀怨情绪，他曾悄悄对妻子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到1940年9月，汪氏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较《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变本加厉的《汪日基本关系条约》，使中国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附属国。但是，汪精卫既离渝而寄身于敌占区，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始料不及的恶果使汪精卫暗中“悲愤不已”。据当时在场参加签字仪式的朱子家回忆：“那天，他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库，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氏象霍然从梦中醒来，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至此，汪精卫演完了他由主和派到单独议和再到充当汉奸的三部曲，尽管汪氏自我标榜其和平运动为“曲线救国”，但仍掩盖不了其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实质。

历史，是人们自觉活动的产物。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在其自身的思想动机的指引、诱发、刺激下进行的。而“形势比人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各种客观条件和情势，又往往决定性地催生、助长、纠正、逼迫着人们的心理动机。剖析汪精卫一步步沦为不齿于人类的汉奸的心理过程，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抗日战争一个方面的认识，也必将使我们能吸取到更多更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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