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性政治”观念

日本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与其社会构造和对“性”的观念有关。

古代日本奉行一种“性政治”观念,他们并不把“性”仅仅看作一种私人领域的行为,而是从国家的角度把它当成一种公共资源。这从幕府时期以消解敌对力量为目的、以“阉割大名睾丸”的艺妓培养为突出标志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国家倡导的对资本原始积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侵略战争时期为本国军队配置“慰安妇”的军队性奴隶制度,都可以看出这条因侮辱女性而侮辱人类的可耻观念的明线。

“慰安妇”作为专有名词,至少在13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据小野武雄《吉原和岛原》一书的记载,足利将军二代时,为了激发官兵的斗志,就为受命讨伐菊池光武的军队(1359年),每船配备10至20人的“倾城”(妓女),作为“夜晚的慰安妇”。

到19世纪中叶,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与游女的特殊关系,已经成了流传后世的浮世经典,例如京都祗园的艺妓君尾舍命救井上馨和木户孝允,以后成了井上的妻子,木户孝允的妻子几松也是追随他反幕生涯的艺妓,西乡隆盛的女友则是名为“阿虎”的艺妓。至于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称“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来也是出生于马关的艺妓。维新成功,明治政府迁都东京后,这批政府要员喜欢到东京的新桥游廓(妓院)寻欢,伊藤宠爱其中的艺妓阿仓,为了掩人耳目,便让阿仓到横滨开设茶屋富贵楼,于是这里成了伊藤的别宅。

二战时性质改变

日本近代的海外妓女业发展得如此之快,与大量军队长期驻扎海外是有关系的。有军队驻扎之处,就必定有卖春业者建“料亭”(即饭店,有女性服务)为军官服务。“料亭”的作用,就是为军官召开诸如作战谋略、与商社秘密接洽会议时提供类似“待合政治”的场所。

还有就是赚军队的钱,秉承游廓一贯的与政府紧密结合的传统,日本军队打到哪里,游女屋就服务到哪里,与日本的侵略扩张相伴始终。1908年,日本海外妓女有30791人,这仅仅是政府认可的从业人数,可见这支队伍是多么庞大,无怪乎被研究者称为“娘子军”。学者谷川健一认为,日本的卖春妇作为“娘子军”,起到了“皇军先遣队”的作用。

日本侵占并经营中国东北时,关东军、“开拓团”、南满铁路像吸血蝙蝠一样吸吮着中国东北的肥田沃野,在大连、旅顺、奉天等地也聚集着大量的日本妓女和游廓街。

1907年第一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为实现彻底驾驭朝鲜的目的,推行鸦片、娼妓的发展政策,到处兴建“红灯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这一政策实施得更快。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便利用战时体制,一鼓作气地推行“朝鲜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鲜青壮年充当炮灰或苦力,并强征朝鲜未婚女子到日军中从事“特殊任务”,即充当军队性奴隶(即所谓“慰安妇”)。

“慰安妇”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产物,在二战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迅速发展为军队性奴隶制度。

制度化五大动机

日本政府和军队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动机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为了减少违反军纪的个人强奸行为。

1938年6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承认,在驻华日军中发生了大量的掠夺、强奸和放火等行为。日军髙层认为,为了减少违纪事件,只有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以恢复占领地的秩序,也就是牺牲占领地的女性来维护日军的纪律,让慰安所起到防止日军违反军纪的所谓“安全阀”的作用。

当日军第116师团即将进入湖南宝庆时,后方主任将宪兵队长山田定招去说:“司令部最担心发生强奸的事件,宪兵队长,为预防这种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妇’来?”于是抢来一批中国妇女,设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现在的兵团,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似乎成为兵站的一个分队。”这实际上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来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服务以稳定军队、安定军心,并使官兵士气高扬,增强战力。

首先,以军队性奴隶(“慰安妇”)来疏导官兵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军队因其法西斯性质,内部实行一种绝对的家长制度。新兵时常遭到老兵的殴打,长官更是以欺压士兵为能事。

这种官兵关系使士兵感情压抑,对军队生活产生厌恶、仇恨心理,这种人性压制的无序发泄便是强奸案的大量发生,以及反抗长官事件的增加等。于是日军上层企图通过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把军队性奴隶作为士兵发泄的对象,起到一种“镇静剂”的作用。1939年6月,日军独立炮兵第3联队的《阵中日记》写道:“现在,“慰安妇”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

其次,日军把军队性奴隶作为奖励官兵的手段,刺激部队的战斗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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