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之中,没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时是归期,导致官兵情绪低下。而且,日军的生活设施也较为简单,毫无乐趣和享受可言。长期的禁欲生活使日本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因此,军方需要通过提供女性来刺激士兵的士气,使其为军国主义卖命。

日军前线军官曾反复指出,为了鼓舞士气,必须要解决性问题。1940年陆军省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在视察关东军后写道:“第一线的生活,一般都不佳,当考虑精神慰安、给养问题。据部队长所说,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连发生,精神低落。”接着说:“土肥原师团长要求派遣慰安团。据说,国境守备队3年间完全没有外出,应该督促爱兵恤士。”从中可以知晓当年日本军界大规模设置慰安所的动机。当战斗白热化时,军官会驱赶军队性奴隶到战壕中 “慰安”士兵,以此激励穷途末路的士兵的战斗热情。因此,日军的后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妇”称作“大和女子SEX特攻队”。

另外,军方希望用军队性奴隶(“慰安妇”)来抚慰战败或对战争恐惧的士兵。士兵在战场上不知何时就会突然死去,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在战扬上会干出种种暴行。日军高层认为,让士兵与女人亲近,有利于摆脱或缓解这种恐惧心理。

第三,预防性病的流传。

即使在日军内部,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军方规定战伤为一等症,内科疾病为二等症,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症,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难被提升重用。

1917年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中,性病患者的人数竟比战死的人数还多,究其原因就是强奸当地妇女所致。日军既然不能制止士兵的违纪行为,就只能通过慰安所满足其性要求,并对军队性奴隶实行严格的体检。—般须每周检查,最低限度是一个月检査一次。不合格者绝对禁止接待士兵。同时,日军还通过使用安全套、“星秘膏”等手段来预防性病。

第四,治安与防谍。

日军高层担心,如果日军士兵为解决性问题而直接到占领地民间的妓院去,与占领地民众接触,尤其是与当地娼妓接触,容易暴露日军兵力、作战动向,妓女有可能将日军情报转送给中国军队。因此,为了阻止日军官兵的自由活动,设立军队控制的慰安所,强迫妇女“从军”来为军队服务。

—个日军老兵曾道出心里话:“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实际上,由于日本、朝鲜性奴隶的数量仍满足不了日军的需要,于是,就大量强征中国女子为军队性奴隶,并控制其人身自由。

第五,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发泄,对日军士兵具有特别意义。

战争初期,日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强奸案迭出,但据说他们不太愿意在慰安所内接触中国妇女。不过当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则出现了明显变化,日军大规模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军队性奴隶,据说这样能够抚慰那些因长期战争遭受挫折而产生沮丧情绪的日军官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妇女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日军情报部一名军官在给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指出:惟有中国“慰安妇”能对日军士兵产生这种心理作用,当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恢复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他建议军方必须更多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日本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因此日本军方首脑反复强调,“军队中的‘慰安妇’,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为何不敢亮“家丑”

《产经新闻》曾发表国民来信,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有难以见人的阴暗面,就像人体有私处一样,所以,家丑不可外扬,像“慰安妇”之类的事,只能悄悄说,不能到处张扬,或者在学校里告诉孩子。再说,军队和性的管理,本来就是令许多国家头痛的事。当时,日本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军队到底在海外做了什么,对于作为日军性奴隶的“慰安妇”与“妓女”的差别,本来并不十分了解。这也是为什么右翼势力坚决反对在教科书中写进战争暴行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还有一种认同度比较高的观点,那就是大家应该把过去全忘掉。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35岁日本人给报社来信说,“尽管‘慰安妇’问题是一件与我们这一代人不相干的往事,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使我们的国家遭受指责的问题……来自于过去的‘慰安妇’问题似乎由韩国粗暴地强加在我们身上,他们要求在国家层次上给他们提供补偿,在我们竭尽全力推动现代化和发展未来社会的时候,‘慰安妇’问题给我们传来了一种受‘精神侵略’的感觉。没有必要再把年轻的一代人拖回到过去的那种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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