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 6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 2004 年度《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指出日本国内存在严重的性奴隶问题，这是美国首次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点名抨击日本。报告指责日本政府虽然有充分的能力，但却没有采取积极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日本的忠实盟友，美国这回抡起“大棒”，也是迫不得已。早在 2003 年 5 月，日本社会保障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在日本从事卖淫的外国妇女综览》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千分之十的在日外国妇女被逼卖淫。而国际人权组织在去年年底估计，目前共有 12 万名来自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妇女在日逗留时间超过了签证所规定的期限，而被迫在日本从事卖淫业的外国妇女已多达 7.5 万名。
日本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庞大的色情业市场。有消息称，日本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 900 亿美元。但这种估计是否准确，很难定论。一则是日本整个色情市场杂乱无章，各种地下交易频繁。日本的色情行业往往与黑势力紧密交织，其全貌无法客观把握。二则是外国妇女大量涌入日本市场，形成与日本传统风俗业互角倚墙之态势，因其流动性颇大，要详细统计几乎不可能。粗略地说，日本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和其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面对美国的“大棒”指责，面对色情市场的泛滥，日本政府好象窝了一肚子的“怨屈”，它说它正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改变现状，但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未能看到和理解日本的这种不懈努力。日本政府的这种辩解是言不由衷还是真情流露？这要让事实来说话，笔者在这里不多详述。本文着重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会在日本形成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色情业市场？这个问题，大概靠就事论事，将日本色情业的现状拉出来摆一下谱，分析出几条原因，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说到底，还是要追根溯源，从日本近代“发迹史”中，探寻日本色情业的发展轨迹。由此，引发出一段令日本民族为之汗颜、令全世界为之扼腕的难忘故事。
引 子
说起日本近代史，自然让人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的辉煌。这是一段日本走向世界、称雄亚洲的奇迹史。翻开历史教科书，不光是日本的男性，连当时的日本女性，也闪烁着神性的光辉。譬如说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壮举、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自我意识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琢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等等。但是，这些辉煌，代表的是那群上层社会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我们从这些女性史中是读不到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日本女性痛苦的实态的。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头像被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福泽渝吉，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日本军队的侵略史，让史家去挖掘分析，而日本的“娘子军”史，则作为一部野史，因有损现代日本的“光辉形象”，摆不上日本正规教科书的台面，有被埋没的危险。而恰恰是这部野史，可以找到当代日本“繁荣娼盛”的最真实根源，值得我们去仔细深究。
一
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的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她们的足迹遍及全世界，日本成为输出妓女的头号品牌国家。
日本维新政府何尝不知道娼妓不符合“文明开化”的精神。早在 1872 年 10 月 2 日，明治政府就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称“牛马解放令”。说到这一法令，不能不联想到华人的血泪史。“娼妓解放令”的公布，其实起因于 1872 年 6 月的秘鲁船“玛丽卢斯号”事件。该船从澳门运送 231 名华人苦力去秘鲁，途经横浜港时，一名苦力逃脱，曝出船内虐待内幕。神奈川县为此开设特别法庭，宣布解放苦力，送还本国。但秘鲁的律师提出强烈抗议，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娼妓买卖的现况，并指出日本政府公然承认娼妓的买卖，所以没有资格制裁秘鲁的贩卖人口行为。日本维新政府大丢脸面，以此为契机，决心解放娼妓，禁止各种人身买卖。按照这一法令，娼妓、艺妓等长期仆役，一概解放之。虽然解放了娼妓的人身隶属关系，但明治政府拖个尾巴，表示只要出于个人愿意，仍旧可以继续营业。因此，“娼妓解放令”实施之后，公娼反而增加。明治政府唯恐性病蔓延，又于 1876 年制定娼妓梅毒检查规则，全面实施娼妓性病检查制度。风俗业为日本带来滚滚财源，娼妓与妓院双方都要付税金给地方政府。光神奈川县 1888 年的县预算中，风化税就占了 20%以上。
马克思老先生曾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相反，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是以工业为最优先，这导致农业凋零、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发挥其天才的智慧，决心以牺牲几代妇女为代价，来启动它腾飞的翅膀。
譬如日本北陆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土地稀少，这一带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最有名。女性则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但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容不下如此浩浩荡荡的“黄色娘子军”后备军，而日本政府的“殖产兴业”，又迫切需要巨额的“硬通货” 。于是乎，日本的“黄色娘子军”挥师远渡，到海外去开创她们新的天地。据 1911 年的统计，赴海外卖春的日本妇女超过 2 万人。由于人数过多，形象欠佳，经常遭到外国的指责，日本一些民间报纸也将之引为国耻，称之为“海外丑妇业”。
二
日本妓女在海外的据点，现在无法精确统计，笔者将有案可查的手头资料作个简单的归纳。
一是上海和香港。据当时的日本人高桥谦描述：明治 19 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 700 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而香港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日报》连载了日本人奥田乙治郎的记事。奥田说滞在香港的日本人共有 147 名，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有了这皮肉生意，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整个日本小社区内到处是尔虞我诈，充满着乌烟瘴气。
二是中国关东地区。日俄战争之前的 1903 年，俄罗斯在其租借地旅顺作过调查，光那个地区就有日本娼妓 201 名。根据大江志乃夫的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东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 1403 名，占到当时在留日本人 2582 名总数的 54.3%，也就是说，关东州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数以上是娼妓。
鉴于日本娼妓的蜂拥而至，日本当时的占领军还加强管理，要求娼妓们提出营业许可申请，并对妓女接待日本军人实行价格限制，防止妓女盲目开价“狂砍”日本军人，提高日本军人的斗志。同时，1904 年 12 月，日本军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这条街的饮食店组织又于 1905 年开设专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楼“醉雷亭”，提供低价格的性服务。以上情况表明，日本娼妓大举渗入海外的过程中，夹杂着日本政府、军队的各种意向。“醉雷亭”虽然不是直接由军队来运作，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慰安所，但这已开启了“慰安所”的恶劣先河。明治 36 年 2 月 9 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评论文章，他估算在满洲各地大约 5000 日本邦人中，至少有 6、7 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区。大概从上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而至。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抵抗着那群未开化土著居民的“狂轰乱炸”，书写了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卖春史”。“南洋姐”的这段悲惨历史，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中国国民在内，都对阿崎婆和她的姐妹们的不幸命运一撒同情之热泪。
余秋雨先生曾到南洋实地考察，他指出电影《望乡》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环节上无法冷静开掘。譬如说《望乡》中有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而据余秋雨的观察：300 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余秋雨评论曰：“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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