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日本这个大和民族是一个情绪型的民族，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性格结构中有着令人担忧的缺陷。联系到日本人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所作所为，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人中也决不是没有具备理性的人物。只不过，比起某些国家民族来，这些具备理性的人物所受到的打压更严重一些，起到了使人们“噤若寒蝉”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不同声音越来越少的恶性循环而已。这里举出的学者矢内原忠雄（1893-1961），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

生性耿直、一身正气的矢内忠雄原具有日本学者罕见的硬骨头。他从基督教的思想立场出发，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反对日本发动“9·18事变”全面侵华，竟然大胆地在报纸上放言“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因而被迫辞去教授职务；战后的1951年，当了东京大学总长的矢内原忠雄，又因在校园内发现了警方当局的特务活动，为大学自治和学问自由，他强硬地和警方当局对着干。其硬骨头精神委实可圈可点。

矢内原忠雄出生于爱媛县今治市的一个医生家庭。在考入东京大学预备校“一高”后，受校长、基督教领袖内村鉴三的影响，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考入东京大学后，又受到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新渡户稻造的人道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思想。1917年，矢内原忠雄从东京大学政治科毕业后，因新渡户当了国际联盟的事务次长，矢内原忠雄作为后任回到母校经济学部当助教授；其后到英、德留学研究殖民政策，1923年归国升为教授。他搞的殖民政策研究，并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而是对殖民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细致、科学、实证的分析，这是他帝国主义论中的一环。他著有《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等书，从经济学者的视角，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批判了日本政府在殖民地台湾的许多不平等政策，指出这些经济、教育、政治的不平等都是为巩固日本人自身的利益。当时，军部跋扈，军国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他这些思想不能不使他和当时体制的冲突愈演愈烈。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矢内原忠雄不顾个人安危，反对日本出兵攻打中国，公开呼吁执政者悔改。他“以骨头做笔，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评论“国家的理想”，指出国家作为目的的理想是正义，也就是保护弱者权益不受强者侵犯。国家违背了正义的时候，国民就应该批判。该论文虽然是抽象论述，并非将矛头直指当局，但也立刻成了众矢之的，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口诛笔伐。同时，他个人发行的杂志《通信》上登载了他的演说词，其中有非常精彩的一段：

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该段中的“埋葬掉”这句话可捅了马蜂窝，被当成了“不稳言论”，为此，他被当局逼迫辞去东京大学教授的职位。但辞职后他仍然没有停止斗争，将杂志改名《嘉信》，在自己家里开办“星期六学校”，从基督教理念出发继续宣扬和平。矢内原忠雄所办的刊物《嘉信》曾几次被勒令停刊，但他确信真理大于国法，再变一个刊名《嘉信会报》继续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年11月，矢内原忠雄回到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将在自己家搞的“星期六学校”搬到社会上，公开讲演宣扬和平。其后担任社科研究所所长；1951年，作为南原繁的后任，被选为东京大学总长，连任两期直到1957年。其间1952年，东京大学发生了“波波罗事件”，便衣警察手记上的校内特务活动被发现，作为总长的矢内原忠雄坚守了大学自治和学问自由的立场，东京大学和警方关系形同水火。退官（教授离开国立大学）后的1958年，矢内原忠雄被授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61年他因患胃癌去世，享年68岁。矢内原忠雄作为一位知名学者，一生著作颇丰。除《殖民及殖民政策》《帝国主义下的台湾》《我走过的道路》外，还有《矢内原忠雄全集》（全29卷）等。

在日本举国上下一片军国扩张的声浪中，像矢内原忠雄这样主张和平、非战，将反对军国主义坚持到日本投降的人微乎其微。故而，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将矢内原忠雄称赞为“日本的良心”。诚然，矢内原忠雄也不是没有错误，比如他从基督教义出发反对东京大学校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波波罗事件”中，他坚决地和当局斗争，但却不许学生搞罢课，竟然将组织罢课的学生领袖坚决开除等等；而且，他的斗争在黑暗时代里并没能阻止侵略战争的发生。但是，他敢于从正面反对日本搞侵略，正表明他是有理性、有良心的日本人。他是黑暗时代里的一丝光亮。不能不指出的是，当军国侵略扩张的大潮涌来的时候，绝大多数日本人，其中包括那些知识精英，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去。他们中冷眼旁观者算好的，有的或者违心地跟着喊几句口号，或者当随军记者写一些为侵略张目的文字，更有甚者，组织《文学报国会》公开为侵略战争吹捧。唯其如此，矢内原忠雄的精神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