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11月，“鱼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诈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宝韦等部约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人，反于范阳。其时承平日久，百姓不识兵革，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降，或弃城逃匿。
同年12月，安禄山率军渡黄河，所过残灭，进逼陈留，太守出降，继而，安禄山又攻陷荥阳，与朝廷匆忙组建起来的讨贼军战于武牢、葵园，屡战屡胜，遂攻陷东都(洛阳)。
在这一段时期，唐帝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犯下了两个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个是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误杀了忠心耿耿的老将高仙芝、封常清；另一个是在只宜固守、不宜出战的情况下，屡次三番严旨令潼关守将哥舒翰出战。结果，潼关守军十五万人被叛军诱入河南灵宝的七十里隘道，南迫山，北阻河，为叛军全歼，潼关遂告失守。潼关既失，唐王朝京城长安顿失门户，朝野上下大骇。
杨玉环兄妹等“杨家班”成员，像她们的主子李隆基一样，也犯了一个不可饶恕(至少对她们自家而言是如此)的错误——得罪了太子。
据《旧唐书·后妃传》记载：“河北盗起(即“安史之乱”——引者)，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情，帝遂不行内禅。”
这样一来，本以为可以借机登上皇帝宝座的皇太子李亨，恨死了杨玉环、杨国忠等杨家班成员。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五月，由杨国忠提议，玄宗皇帝决定“幸蜀”——逃到四川以避叛军之锋。因走得匆忙，只带走了贵妃、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及杨国忠、韦见素、高力士等人。当然，皇太子李亨也随侍在侧。
仓皇中的杨玉环、杨国忠等人一点也没有注意到，随行护驾的禁军大将、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及其所统率的护驾禁军已经被李亨所收买。
一场阴谋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连环套”般的误会
仔细检索“马嵬驿之变”及其悲剧性的女主人公身后的扑朔迷离，我们发现，二者均与“误会”有关。当然，这个“误会”是要打上引号的，换言之，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据史料记载，逃离长安后的次日，玄宗一行来到了距长安百里之遥的马嵬驿(在今陕西兴西)。
李隆基、杨玉环两个人带着宫女及高力士当时正在驿内休息，杨国忠、韦见素等人待在驿外。
随行的吐蕃使者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就拦住了正骑马欲四处查巡的杨国忠。
“你们拦我干什么?”杨国忠一肚子的烦躁，没好气地问。
“请杨相国大人给我们一点吃食!”为首的吐蕃使者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我哪里有吃食?”杨国忠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离他们不远处的那些禁军官兵，“连那些护驾的禁军都差不多有一天没有进食了，你们说，我哪里有什么食物给你们吃?”
“可昨天，杨相国大人不是买了胡饼、麦饭给皇上、皇子、公主们吃了吗?”
“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杨国忠面对这些使节也不好发火，所以耐住性子解释说，“可那是在望贤宫，是在咸阳，现在我们这里是马嵬驿，马嵬驿，懂不懂?我现在就是有钱，想给你们买吃的又到哪里去买呢?”
双方就食物的有无争吵了起来，这时，李亨和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跳了出来，向禁军官兵宣布：“杨国忠打算谋反。”
有一些没有完全被陈玄礼收买的士兵不信，李亨与陈玄礼指着站在不远处与吐蕃使者说话的杨国忠，煞有介事地说：“你们还不信?那你们看，那个逆贼正与胡虏商量要劫皇上，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杀死呢!”——这番话太具煽动性了，因为杨国忠当时所站的位置恰好是禁军士兵目力所及耳力所不及的地方。加上长官红口白牙的指控，所有的人都因之认定杨国忠是叛贼，于是，乱箭齐发，将杨国忠射死。
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了杨玉环的头上，“误会”也随之而来。
《新唐书·后妃传》云：“(玄宗)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引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
这段出自好古成癖、常常以“惜墨如金”自诩的宋人宋祁之手的文字有些不该省的地方省略了。
比如“诛国忠”后面应加上一个“国忠”方能和下文的“已死”衔接上，再比如“缢路祠下”中的“缢”这个动作是谁发出的?换言之，是杨玉环“自缢”，还是别人“缢之”?倘若是“自缢”，谁为她“裹尸以紫茵”?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似乎只是行文时的问题，实则不然，如果没有人对杨玉环的死提出疑问那还罢了，但现在偏偏有人对她的死亡与否(是否死在马嵬驿)提出了怀疑，《新唐书》给人的回答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
《旧唐书》在提到杨玉环的死时，虽然比《新唐书》要详细一些，但似乎也不是很详细。
《旧唐书·后妃传》：“(玄宗一行)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覆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宝，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关键之处说得也不是很明白：杨玉环是自缢的，还是被别人缢杀的?仍未交待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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