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人们难免对压抑自己命运的强权进行呐喊、抗争，而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肉体的人的最后的抗争手段，大约就是自杀。笔者从尘封的历史中，翻出一位值得提出的日本人士，来探讨用自杀来对强权进行最后抗争的社会现象。这位人士就是年轻的日本哲学学者菅季治（1917-1950）。菅季治是在当证人时对一个词的翻译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被参议院逼死的，

菅季治是个不吸烟、不喝酒、不近女色的老成哲学青年，他在文理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正在京都大学攻读院生学位期间，1943年被强征入伍来到中国东北，后当上见习士官便迎来了日本的投降。在原苏联卡拉坎达俘虏营度过了四年，1949年11月归国，一个月后上京，在教育大学当旁听生，到了第二个月，为了证明原日共书记长德田球一的一句话，而被提出到参议院当证人。3月18日，他被参议院传唤，4月5日他当堂作证。4月6日夜里，他便在自家附近卧轨自杀，这时离他归国还不到五个月。问题关键在一个词的翻译上。1950年2月8日，“日之丸梯队”373名俘虏收容所成员归国。他们说，他们的归国之所以晚了，是因为日共书记长德田球一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说:“反动分子一律不要让他们归国，把他们用在强化苏联上吧！”这就是所谓“德田球一要请”事件的由来。据说在1948年9月5日，俘虏营一个苏军中尉向日本人们说：“你们何时能归国？你们成了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时才能归国。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德田球一要求要在你们成为好的民主主义者后才能归国。”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某一党的党首居然干涉归国问题？一下子舆论哗然。日共声明德田球一和日共根本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这时，原来在俘虏营当翻译的哲学青年菅季治就投书各家报纸，说当时那个俄语词汇他没有译成“要求”，而是译成了“期待”；而日共则坚持德田球一对苏联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写过书简。4月5日，菅季治到国会作证。他仍然坚持当时没有译成“要求”，而是译成了“期待”。他对弟弟说：“他们是要想方设法要我说是‘要求’，没有以实求实的人性嘛！”第二天，菅季治就在中央线三鹰和吉祥寺之间卧轨自杀了。他在给朋友的遗书中写道：“在那个事件中，我试图不站在任何政治立场，只是阐明事实。但是，政治不容许我这个生活态度，连一个小小的事实都无力坚持，我是对自己的弱小和愚钝感到绝望而死的”；在《给世间的人们》遗书中，他写道：“在这次事件中，我是想将事实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众，一任国民们健全判断。而他们却怀疑我和苏联、日共有某种关系，试图否定我的意见的客观性。”菅季治死后两个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共产党处境困难，德田球一亡命北京，并在三年后客死北京。而在原苏联解体后，在政府档案中，没有发现德田球一的书简。

今天看来，菅季治当时的作证客观上对原告方不利，与被告方意见又有些相左。他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为了证明自己是实事求是的，他无奈用死进行了抗争。菅季治自杀后，著名左翼作家宫本百合子专门为菅季治写了文章，她说：“为了证明理性就是理性，历来多少代人同面临的非理性、无知、强权进行了斗争。事实证明，不管强权多么凶暴，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只能是一时的东西。”他认为菅季治的自杀，“在人性、理性的不屈服里，有着高贵的行动意义，有着不灭的胜利”。即使现在，地球上许多地方仍然在赤裸裸地上演着强权即真理的野蛮闹剧。历史证明，小民和强权的较量中，在那极短的时间段，强权确乎是绝对的胜利者，而经过岁月的沉淀，强权的蛮行则成了丑陋可笑的痕迹。人，在肉体上是最渺小的，很容易被摧残，但他们的精神却是巨大的，甚至是永存不灭的。菅季治的遭遇，便能证明这一点。日本近代文学的开创者坪内逍遥对自杀的长篇论述，实际上是有条件自杀否定论，他说：“自杀并非是绝对的非。利他救世之诚意的存在，多多少少使其具有是的成分。”菅季治的自杀，就具有这种“利他救世之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