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由重庆经昆明，飞逃河内。日本政府遂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了“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三原则。12月31日，汪精卫发表了“艳电”，公然赞同“近卫三原则”。“艳电”的发表，无异于把重光堂密约大白于天下。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军民同仇敌汽之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汪氏所期盼的抗日阵营内部的分裂化为泡影，组建西南政府的计划完全告吹，汪精卫众叛亲离，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他在1938年底哀叹：“在河内过的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组建西南政府的计划破产后，汪精卫陷人了进退维谷的绝境，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出国”或继续与日议和。汪氏曾一度有接受重庆要其出国的打算。突然，河内刺杀案发生了，汪之秘书曾仲鸣误中而惨死，这是有关汪氏中途变计的关键之一。因曾是他最亲信的部下，其姊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很深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为己子。暗杀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其出国的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正在这时，日本政府向汪精卫伸出了“援助”之手，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决定另组政府，进行和平运动。在出走上海的途中，他“恳请”日本侵略者：“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近卫声明，如实使四亿中国人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说是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就不相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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