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于斡难河（鄂嫩河）建立大蒙古国。当时蒙古的宗主国为金朝。在金朝与西夏走向衰落后，蒙古先后攻打了西夏与金朝，并分别于1227年和1234年灭亡西夏和金朝，完全占领中国华北。向西，蒙古先后发动三次西征，使蒙古人称霸欧亚大陆。

忽必烈

公元1260年，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军中，按照蒙古“幼子继承法”的传统，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贵族推举为新的蒙古大汗。正在与南宋交战的忽必烈闻讯，迅速停战撤兵，并于次年宣布阿里不哥的继承权不合法，在开平自立为“薛禅可汗”。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成为蒙古的大汗。并在1271年建立“元”，四大汗国因为忽必烈违反“幼子继承法”，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而同元朝交恶。

远交近攻的蒙古人

元朝攻打南宋示意图

在忽必烈夺取汗位之后，蒙古多次大举进攻南宋，但是均未获得成功。以往灭西夏和灭金都是先争取到南宋联合，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而获得成功的。蒙古人欲故技重施，联合高丽和日本，政治上彻底孤立南宋再图灭之。高丽在忽必烈即位前即已受到蒙古的控制并向其朝贡，忽必烈在位期间更大大强化了高丽的藩属国地位，全面控制了其内政外交。在高丽向蒙古臣服之后，同南宋有很多交流的日本就是忽必烈下一个需要征服的地方。

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日本第一个将军幕府政权统治下，即镰仓时代。镰仓幕府将天皇权力架空，是一个完全的武士政权。但是源氏在第三代将军之后，家族的直系子弟全部死于暗杀，无人继承。在这时北条家通过与源氏的婚姻关系，取得了“执权”的地位，“执权政治”在北条家进行延续。当时日本的政治格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天皇之权在将军家，将军之权在北条（执权）家。”

元朝东征日本时期，时任镰仓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

蒙古国在13世纪初向日本送出国书，但是本大权旁落的京都朝廷和实际掌权的镰仓幕府执权北条家发生了分歧。朝廷认为应当以平等立场对蒙古提出的通好要求予以回书婉拒，幕府则采取消极态度，认为这份国书的内容十分无礼，所以不必回复国书。

在这种情况下，镰仓幕府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部署，以防备入侵。朝廷开始在神社进行祈祷，已经退位的法皇甚至出家为僧，祈求国运昌盛。

“文永之役”：第一次东征

遣使通好被幕府无视，忽必烈选择了用武力去征服日本。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第一次东征“文永之役”，舰队士兵的基本构成如下：

蒙汉军：两万五千人

元都元帅忽敦（忻都）；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

三翼军：八千人

中军：都督使：金方庆；知兵马事：朴之亮、金忻；副使：任恺

左军：左军使：枢密院副使金侁；知兵马事：韦德儒；副使：孙世珍

右军：右军使：上将军金文庇；知兵马事：罗裕、朴保；副使：潘阜

高丽梢公水手：六千七百人；

总员：三万九千七百人

战舰：九百艘

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月，东征军从高丽合浦出发，向日本进攻。迅速的攻下了对马海峡中的对马岛以及一岐岛。日本太宰府收到了对马岛和一岐岛被攻下的消息，迅速报告镰仓幕府和京都天皇政府。东征军于十一月到达日本博多湾。日本九州御家武士、寺院僧人、神社神官等军势前往博多同登陆的蒙元军队进行交战。蒙古“诸将凭高鸣鼓，指挥兵士，进退应鼓声。敌有陷阵者，则围而击之。又发铁炮，歼敌兵无算”。面对蒙元军队的冲锋，日本武士难以抵抗，最终博多失守，蒙元军队攻入博多城中。这时蒙元军队孤军深入，士兵疲惫无援，后勤辎重难以得到有效补充，无法乘胜追击，扩大优势。在“官军不整，又矢尽”的不利情况下，东征军的副元帅刘复亨又中箭坠马，身负重伤。为防备日军偷袭，蒙元军队在博多大肆劫掠，火烧博多之后返回船上。而就在当晚，风雨大作，“官军战船触崖石多破坏”，还有不少船只沉没和搁浅在日本海岸被日军俘获。在一系列损失打击之下，东征军再也无心恋战，最终选择仓促撤退至高丽合浦。蒙元第一次东征“文永之役”以失败撤军而告终，并付出了“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余人”的代价。

蒙古袭来绘词

东征军队撤走之后，《八幡愚童训》记载了当时日本人转危为安之后的兴奋情绪：“二十一日早上，博多湾的海面上不见一艘蒙古军船只，已经全部撤退。……众人原本还在整晚叹气是否败局已定，对蒙古军为何撤退甚是费解。众人面对这一情形全都喜极而泣。”

斩杀来使的镰仓幕府

突然撤军的蒙元军队使得日本国内无不欢欣鼓舞。全国上下认为是神在庇佑日本，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大规模的拜神活动。“天皇本人曾经连续七天七夜不停地在八幡宫不动明王像前祈祷，北条时宗也血书经卷，其他僧俗官民也都虔诚祈神佑国”。

日本福冈县筥崎宫

神社牌匾上书“敌国降伏”

日本统治者虽通过“神事”进行祈祷，但也并非将未来希望全部寄托于神灵，而是做了积极的作战准备。镰仓幕府增加了西日本的防御部署，并且在博多湾沿岸西起今津，东至箱崎长达十多公里的地带，修筑了一条高约六尺，厚约一丈的石坝，日本人称之为“元寇防垒”，这条防垒在后来的“弘安之役”防御元朝东征军的登陆作战中果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样的，日本也修正了在“文永之役”中所犯下的军事错误，这些改进使得日本在“弘安之役”初期，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福冈县“元寇防垒”遗址

而此时的元朝又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至元十二年（1275 年）二月，“复使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斋玺书通好于日本……四月，杜世忠等至长门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八月，太宰府护送世忠等至镰仓。九月，北条时宗斩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鲁丁及书状官董畏、高丽人徐赞于龙口，枭其首”。

忽必烈希望用第一次战争来使日本明白蒙元军队的强大，理想化地认为遭受过蒙古军队进攻日本会被“吓破胆”，所以再次派遣使团同通好。但却遭受到了日本镰仓幕府的斩杀来使的回应，这也成为第二次东征“弘安之役”的导火索。

“弘安之役”：第二次东征

在最初争取日本“通好”的诸般努力均告无果，出兵威慑也未能奏效，满心希望地等待日本臣服却招来了使者被杀的奇耻大辱之后，忽必烈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更加执着地决心以武力完全征服日本。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中书省”，目的是为了第二次东征日本。

第二次东征“弘安之役”，舰队士兵基本构成是：

东路军：蒙汉军：一万五千人（包含侍卫军四千人）

司令官：征东都元帅忻都；副司令官：洪茶丘

高丽军：一万人

司令官：都元帅金方庆

战斗员计：二万五千人

高丽梢公水手：一万七千人

出征员计：四万二千人

船舰：九百艘

粮食：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多石

江南军：司令官：右丞相范文虎

蛮子军：十万人

船舰：三千五百艘

战员总计：十四万二千人

弘安之役cg图

1281年5月，忽必烈命令东路军4万余人，900艘船只从高丽出发，江南军14万余人，并3500艘船只从中国泉州港出发，分两路向日本九州岛进军。6月，东路军先行到达日本博多湾。元朝东征军却明显对日本的海防部署缺乏侦查，在进入博多湾之后，发现日本守军在滩头阵地修筑起了石坝，难以冲滩登陆，日本吸取“文永之役”中的一些教训，积极进行阻击，并且在夜晚用小船偷袭元军船只。经过几次试探时候，元军无法成功登陆，东路军在海上徘徊1个月。七月初南北两军回合，但是还是没有成功登陆，被日本军队不断骚扰。最终，“大战者数矣，船坏粮尽”，战局十分不利。

蒙古袭来绘词，日本武士在岸上防御

东征军的士气变得日益低落，当舰队移至肥前鹰岛时，“见山影沲波，疑暗在海口，不敢近。会青虬见水上，海水作硫黄气，怪异百出，军心震骇”。这样奇怪的景象使得元军畏缩不前。八月一日夜间，骤然间台风大作，在台风的破坏力下，东征军“战船皆破坏终覆没，左副都元帅阿刺帖木儿以下溺死者无算，流尸随潮汐入浦口，积如邱陵”。范文虎等东征军高级将领抛弃了落海的东征军将士，各自选择坚固的好船逃离战场。东征军“士卒溺死者大半，其脱者皆壮士也”，残存在日本的士卒推举张百户充任主帅，打算伐木造船逃回国内，但最终还是被日军趁势攻灭，大多战死，余众两三万人被日军所俘。日本人将东征军战俘押送至八角岛（博多），“尽杀蒙古、高丽，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新附军是元朝攻下南宋后，元朝收编南宋降卒而编成的一只军队。因镰仓幕府同南宋的良好贸易关系，这些被俘虏的新附军没有直接被杀，而是留在了日本。十四万元军将士，能够回到国内的十不存一，第二次东征“弘安之役”比于第一次东征“文永之役”失败得更加惨烈。

蒙古袭来绘词，日本武士乘小船骚扰蒙古船只

第二次东征之后

忽必烈得知战争失利，并且是如此大败之后勃然大怒。忽必烈积极准备，企图第三次发动东征日本的战争。但是国内朝中大臣大多反对再次征日，而且国内的江南地区也爆发了的叛乱，并且此时忽必烈的主要目标是交趾（今越南北部），对于日本征战被无限期的搁置了。

日本方面，“弘安之役”之后不久，镰仓幕府再次制定了“异国征伐计划”，虽然最终仍然没有付诸实施，这些本用于执行计划的日本武士开始对高丽沿海地区进行频繁的抢劫，逐渐演变成了日后的“倭寇”，侵扰目标也由高丽扩展到了元朝。有古籍记载，元惠宗时期，已经有倭寇进犯中国沿海。

幕府继续积极备战，防备元朝可能进行的第三次东征。幕府向御家人下达命令：“不准随意离开九州岛、严查进出境船只、禁止外国人赴日、加强沿海防御。” 幕府在两次元朝的东征中并未得到什么收获，所以也并没有给御家人任何奖励。在镰仓幕府的统治下，参加备战的武士御家人需要自己出钱、出力去参加备战，却又没有奖励，这样的矛盾，最终造成了镰仓幕府的灭亡。

参考文献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柯绍忞：《新元史》，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

韩儒林：《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只诚：《元朝东征日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历史系，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