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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竟附录日本历代年号?

作者:肖伊绯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更新:2019-4-11 12:04:38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原标题:一部奇书竟附录日本历代年号?——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日本政府今年宣布改年号“令和”,并宣称这一年号并非出自中国经典,而出自日本文学经典《万


原标题:一部奇书竟附录日本历代年号?——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



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第六册,附录日本历代年号,封面题字为钱玄同手迹)



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第六册,附录日本历代年号,此为最后一页)


日本政府今年宣布改年号“令和”,并宣称这一年号并非出自中国经典,而出自日本文学经典《万叶集》,为日本历史上首个出自本土古籍的年号。此般论调一经发布,迅即引起中国读者热议。有引用《礼记·经解》者,称“令和”源出于此,原句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更有引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者,不胜枚举。姑且抛开这日本年号究竟源出中日何方经典的争议,不妨先去品读近百年前著名学者钱玄同旧藏的一部“奇书”。这部书里就附录有自中国唐朝以来,一直以中国年号、中国经典为仿制灵感的日本历代年号。


《中西回史日历》当年售价不菲


1927年1月6日,北平“大雪竟日”,独坐书斋中的“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身心都不那么康健,在日记中自称“心绪甚恶,精神甚惫”。当天早晨,景山书社的社员送来了他预订的《中西回史日历》一书,他看至“傍晚时方出门”。


这部于1926年印制的《中西回史日历》,一函五册全。是书为连史纸精印线装本,朱墨套印,开本阔大,书页半叶长宽达30.5×22.1cm。此书为著名学者、史学家陈垣编制,交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是研究中国史学及世界史的重要工具书。由于印制精良、内容专门,此书当年售价不菲,每部售价达银圆十六元之多。


须知,这样的书价,在当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一般的新文学初版书,不过几毛钱一本;即使是线装本的古典学术类著作,至多也不过三五元钱一部。再者,即以这部书的售价来与齐白石刻印的“润例”来比较,一部书竟然也差一点就能换到三块齐白石所刻印章了。不难揣测,像钱玄同这样的专家学者,对学术用书自然有较为严苛的标准,能让他花高价且还是“预订”的书籍,一定是颇令其心仪或亟待使用的好书罢。


那么,这究竟是一部有着怎样内容的书,会让钱玄同如此珍视呢?


三种历法,每日对照


《中西回史日历》,是一部囊括公元元年(即我国汉代汉平帝年间)至2000年,跨度达两千年的中历(今称农历或阴历)、西历(今称公历或阳历)、回历三种历法之下,每日对照的大型日历表。全书共20卷,每卷记载100年,每页列表2年。历表分上、下两格,上格记载西历纪年、中历朝代皇帝谥号纪年和干支、回历纪年,还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改朝换代的年月等;下格排列西历的月、日,中历的月、日,朔闰、冬至日,回历的月首日,三历对照,精密准确。


为方便由中历查找,在每页书边标该页记载的中国历史朝代。例如要查“五四运动”的中历月日,通过其西历时间1919年5月4日,也就是20世纪,查书的第20卷即可——对照中历乃民国八年四月初五。这样的日期查寻,是近百年间的,还可称常见;但如果是要想查寻数百年、上千年间的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要做到中西历皆可精确对照,却非易事了。


譬如,我国南宋丞相陆秀夫因抗元失败,逃至新会,最后背着宋帝昺在崖门跳海阵亡的悲壮事件,据《宋史》记载为“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查《中西回史日历》,可以推知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公元1279年3月19日,距今已740年。试想,即使是在《中西回史日历》出版90余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没有电子万年历的帮助,要想推算早至宋代以前的历史事件之西历确切时间,也绝非易事。而这样的状况,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学者而言,更是难事;他们要么是凭个人经验做粗略推算,要么即只能仍袭用中历纪年,终无法精确。


解决“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问题


此外,在中西历换算与推算中,还有一个最为明显但又时常会遭遇的问题,即中历岁末,往往会是西历新年之初,这就会造成某一年如以中历纪年,这一年往往还有数十天要延续到下一个西历纪年之中。在确定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时,往往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要确切得出这一人物的西历生卒年,常常大费周章。


《中西回史日历》的编者陈垣,在其从事一生的史学研究中,就深感这一状况始终是困扰史学研究者的重大问题。为此,他在书前自序中开篇即语:“民国纪元以前,中西历法不同。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少者差十余日,多者差五十余日。今普通年表多只为中西年之比照,而月日阙焉。据此计年,中西历恒有一岁之差异。”随即,他又举出宋代理学家陆九渊的卒年问题,称“例如陆九渊之卒,在宋绍熙三年,据普通年表为西历之一一九二年,本无误也。然九渊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历纪之,当为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


为解决上述的早期历史事件确切时间推算问题,以及“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的问题,陈垣发愿编制一部《中西回史日历》。历时三四年,方告功成。应当说,《中西回史日历》的出版,对于研究历史,对于精确考证史实,确是一个“福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学者,有这样一部工具书列于案头,以备不时之需,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日本仿照中国创制使用的“年号”,被完整录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附录有日本历代年号,自孝德天皇仿照中国创制年号为“大化”(大化元年为公元645年,时为中国唐朝贞观十九年) 以来,直至当时尚在位的第123位天皇嘉仁的年号“大正”。“大正”之号,是以中国《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句,发意创制的。


大正天皇乃明治天皇第三子,昭和天皇之父,在日本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但他自己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仿照中国体制创制的、已有一千余年历史的“年号”,会被完整系统的录入到一位中国学者所编撰的历法工具书中去。


当然,还有更为巧合的是,《中西回史日历》印制的当年,即1926年年底,大正天皇即告病逝,“大正”这一年号次年即被“昭和”所替代。总之,《中西回史日历》附录日本历代年号的做法,在近百年前的中国学术界中并不多见,此举不但实属“首创”,更便于中外学者尤其是对东亚历史格外关注的研究者参照使用。


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这部书受到钱玄同格外重视的根本原因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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