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以从太极殿开始向南北延伸的大街为中轴线而修建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设施对称地分布在方格形状中，井然有序。采取左右对称的布局，依据的是儒教的阴阳思想：相当于阳的建筑物布置在大街东侧，而表示阴的建筑物则是布置在大街西侧。例如皇太子（男性－阳）居住的东宫是建在东边，皇后（女性－阴）居住的掖庭宫（后宫）是建在西边。不受阴阳秩序约束，又能充当天地媒介的唯一存在，就是天子－皇帝的宫殿。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其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建在皇城南边的承天门街以西和第七横街以北的广大的地区。鸿胪寺建在进入皇城南门门－朱雀门不远的地方，据认为这是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厅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与此同时，统筹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的鴻胪寺也是因为需要建在朱雀门街西边即属阴的方位的缘故。大地是属阴的。聚集在鴻胪寺的这些外国使节，最能说明长安是处于宇宙的中心。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有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也就是说，长安是为了把原来存在的宇宙秩序投影到地上而建造的，也就是说必须在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秩序观相对应的地点上建设相应的建筑物。如此说来，新长安城的城市规划是把重点放在为政者的统治理念的视觉化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机能是被放在第二位的。总而言之，长安是一座典型的前现代化城市，与首先考虑居民的存在的现代化城市不同。

　　图 2 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

　　八世纪以来的变化以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肯定，如果为政者的权力得不到被统治者的支持是不能持久的。实际上，只有采纳城市居民意见后形成的为政者的制度和居民确立的秩序结合起来，才能构筑复杂的社会体制。

　　譬如说，长安城是一座拥有多种宗教的城市，它拥有一百多座佛教的大伽蓝、几十座道教的道观、数座波斯教的寺庙以及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设施都竞相与皇权建立密切的关系，但这些设施也是城内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设施。这些宗教设施对城内提供了与上述城市规划中的儒教秩序观不同的多种多样的价值。

　　但是，在七世纪后半叶和八世纪前半叶，相继建成了新的宫殿（大明宫、兴庆宫）。在这种形势的直接影响下，进入八、九世纪后，根据上述普遍的宇宙论制定的城市规划开始被抛弃，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扎根，阶层出现流动，社会出现动荡，排外的传统思想开始抬头，来自中国外部的佛教等外来宗教逐步成为被排挤的对象。

　　作为承受天命的宇宙都城而修建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到了八世纪唐代中期，便把皇帝居住的主要宫殿从原来的太极宫迁到了东北部的大明宫。随之，官员居住的地方也开始迁到了大明宫附近。从此开始，城内的居住区域重新进行了划分，并开始探讨充实城市的生活机能。距离上朝的新宫殿不远的高岗下的城内街东一带变成了官僚街，而低洼地带相当于商业区的街西一带则渐渐地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居住地。

　　由于官员们的住地聚集在街东，到了八世纪以后，城内外的土地利用出现相互联动的变化。首先，街东中部地区开始繁华起来，进而成为超过西市的城内最繁华的地区。在以这个地区为核心的一带，也有了城外拥有销售点的商店在销售高级商品，人们也能彼此交换最新的政治信息，从而形成了长安的精英文化。

　　与街东形成达官贵人的居住区相对应，处于低洼地的街西一带则进一步加深了百姓居住区的色彩，从而便在城内逐步形成了街西和街东两个鲜明对照的居民阶层区域。居民阶层和地区文化互不相同的两个地区并列存在，形成了八、九世纪长安城内的社会构成。

　　由于达官贵人的住宅集中在街东中部和北部，街东南部的曲江池周边便形成了叫做风致地区的风景区。另外，街东官员的家族墓地多建造在城东的丘陵地带，官员在公务余暇时便前往城南或城东的别墅散步，一到清明节便携家带口去东郊或南郊扫墓。郊游和扫墓已是官员生活中的例行公事。

　　如上所述，在八、九世纪的长安，已经形成了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的城市生活模式。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以及交通网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使城市消费生活丰富多彩，使传统文化和新的文化在长安得到了融合。原来的衣食住和一年的例行活动等生活习惯经过系统整顿形成了城市生活的新模式，为后代城市生活所继承（妹尾达彦《长安的城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内的情景现在留有关于唐长安城的许多文献资料，但是，最基本的史料还是开元10年（722）由在丽正殿（后来的集贤殿）供职的韦述（？－757）编撰的《两京新记》5卷。《两京新记》正如其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两个都城－长安和洛阳的城市建筑结构和居民的构成。现存的《两京新记》只有第三卷了，不过，据逸文集成和后世根据《两京新记》编撰的历史资料，是能够复原其原型的。

　　《两京新记》一书的作者韦述，是景龙2年（708）考取进士后走上在中央当官的道路的。

　　他是与井真成同时期居住在长安的知识分子。韦述参与编撰的书籍，除《两京新记》5卷以外，还有《国史》112卷、《唐六典》30卷、《集贤注记》3卷、《史例》1卷等。韦述的确是一位活跃在玄宗时代的官办学院的核心人物。韦述在世时正处于七世纪末期到八世纪前半叶中央政治激烈动荡的时期，因此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都被详细地记述在《两京新记》中了。这是因为作者韦述曾想具体地描绘自己生存时代的两京情况。

　　为了回顾井真成在世时的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首先需要对《两京新记》进行分析。《两京新记》5卷作为详细记述韦述生存的八世纪前半叶的两京城内的情景的城市社会志，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同时代的史料。图3把《两京新记》描绘的情景加以形象化了。

　　正如这一幅图所描绘的那样，根据韦述的记述判明的地基区划的外城建筑物有267处。具体说来，有寺庙93座、废寺8座、道观20座、祆祠6座、官员住宅109所、公共建筑物18所、汉代遗址5所、寺庙5座、水渠3处。宗教建筑物127处，几乎占到建筑物的一半，其次就是官员的邸宅。韦述是以官员的邸宅和宗教寺庙为中心来描绘长安城内的情况的。

　　看一下宗教建筑和达官贵人的邸宅的分布情况，就可以知道城内并不是到处都住着居民，而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是居住在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的北侧。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寺庙是建在街西，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达官贵人的邸宅是建在街东。众多的寺庙建在街西是因为大部分寺庙建在隋唐初期。隋修建大兴城之初，直接连接城市水利条件好的西域各个城市的街西地区具备完善的城市机能，多数城市居民都愿意居住在街西。另一方面，达官贵人之所以集聚在街东，大概是因为认为重修大明宫（662）和修建兴庆宫（714）后从街东的东市周围上朝方便，所以大明宫南边的诸坊便成了达官贵人方便上朝和生活的地区。城内的四座祆教建筑（祆祠）中的三座和两座波斯胡寺（义宁坊(A3)十字街东北、礼泉坊（B4）十字街东南。后者于景龙年间（707－710）变成官员住宅）都集中建在西市北面的诸坊。由此可以了解，这个地区居住着许多来自伊朗高原的外来人。

　　总而言之，韦述的《两京新记》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具体地描述了长安城的城市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元年间的情景（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唐研究』2003年9月）；（『唐长安史研究与韦述《两京新记》』田村晃一编『渤海都城的考古学』 东洋文库、2005年）。

　　图3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内的景观

　　图4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的居住变迁

　　图5 宗教设施的选址

　　从洛阳到长安－八世纪初期的政治动向这个时期中央政治的基调是，从建神都于洛阳的武则天皇帝执政的周王朝时期（690－705年）开始，便出现了由于武则天退位后的唐王朝复兴而主张把中央政权重新迁回长安的势力。八世纪初期是政治、经济的重心从洛阳大举转移到长安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中央政治变动的时期，先后发生了如下一些事件：705年武则天退位后中宗复位、韦后掌权（710）、玄宗通过政变即位（712）、肃清太平公主派（713），此后又以长安为中心舞台实行了开元（713－741）之治。这个时期是政治和经济的重心由洛阳向长安大举迁移的时期。717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从日本出发。试图使长安重新成为世界中心的唐朝，把接待这次日本遣唐使作为推行适应新政治动向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把都城的重心从洛阳移往长安，是当时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动向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西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势力抬头的一种策略。

　　武则天退位以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斗争中最后夺得胜利的玄宗，以长安为舞台开始重建唐朝的大业。开元年间的长安的官办学院（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和史馆积极开展的文化事业，发挥了玄宗时期的政治核心作用。玄宗试图以长安为中心发扬唐朝的威望。韦述是推动官办学院和史馆这两大文化事业的主要学者。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之所以被详尽地记述在《两京新记》一书，是因为作者韦述本人想亲自把自己生活在两京的情况描绘下来的缘故吧。

　　井真成曾经与韦述在同一时期生活在长安。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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