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听说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租妻制，但遍查资料，相关的记载极少，直到不久前读了译林版《菊子夫人》一书，才对所谓租妻制有所了解。

　　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皮埃尔.洛蒂，此人年轻时曾是法国海军军官，随舰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包括日本的好几个港口。

　　后来他以这些经历为素材，出版了好多本反映异国奇特风土习俗的小说。《菊子夫人》就是描写发生在日本长崎的一起租妻故事。

　　临时妻子异于外室

　　一名法国军官，在军舰停泊长崎的期间，按当地习俗，相中了少女菊子当作“临时妻子”。书中风趣地再现了这一对“临时夫妻”两个多月中的生活及他们内心的感受。从这个故事中，人们不难了解到19世纪下半叶日本租妻制的一些轮廓。大致是：

　　第一，租妻制下的“临时妻子”，有别于随意接客的妓女。男方要经历说媒、相亲、约定、下聘、成婚、同居等全过程；女方在“嫁人”这个期间，必须真诚事夫，履行做妻子的全部职责，不得对“临时丈夫”不忠。

　　书中曾描写，法国军官因菊子与他舰上另一位军官关系密切而萌发醋意。这表明虽然是“临时夫妻”，但双方似乎存在一种特殊的情爱关系，彼此还是挺在意的。

　　第二，“临时妻子”也有别于如今的“包二奶”。因为通过“租妻”组成的临时家庭，在日本当地是公开合法的。书中写到法国军官与菊子曾向日本当局办理过婚姻注册，两人同居期间，女方亲戚及邻居也都承认他们的夫妻关系(不过，书中没交代“临时丈夫”是否将此事告诉了他在法国的妻子)。

　　第三，男方似乎随时可以提出中止这种同居，到时除了向“临时妻子”支付约定的金钱外，无需办什么“离婚”手续，临时婚姻关系自动终结。

　　第四，当时日本有一帮专事“租妻”中介的媒人，承担联络相亲、讨价还价和促使成交等事务。那位法国军官在到达长崎之前，就已经同当地“媒人”联络好，上了岸很快就“成了家”，这表明当时长崎这种“租妻”方式，不仅有一套组织，而且显得还挺兴旺。

　　经济实力及国际地位的缩影

　　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日本长崎的租妻故事，实际上也是当时日本经济实力及国际地位的缩影。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国力比起英法相差很多，来到日本的法国人，根本瞧不起日本人，处处显示出趾高气扬的优越感。

　　书中的法国军官是这样评价日本的：“小气、过细、虚伪，整个日本无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都可用这三个词概括无余。”而那时的日本人，无论是媒人、菊子的亲属和邻居，乃至车夫、店员和警察，一见到法国人，可谓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显种种奴颜婢膝的众生相。

　　因“租妻”已当上日本“临时女婿”的法国军官，心目中仍视日本人为：“无头脑的小人儿”、“没有骨头的傀儡”、“玩偶似的样子”。最能表现当年法国人与日本人这种心理贵贱反差的，莫过于长崎警察署查问法国军官与菊子婚姻状况的这一段描写：日本警察要法国军官出示与菊子的婚姻登记材料时，法国军官“存心要大闹一场”，对着慌张的警察大吼：“你们这些比街上脚夫还可恶的东西，如果要你们不到城郊来骚扰我，应该给你们多少贿赂呢？”

　　当警察看到他们俩办过登记手续后，法国军官更大骂警察：“这不是吗？混蛋，看看！”于是，“一名高级官员连声道歉，那些小警察们都一齐四肢伏地，几乎要钻到土里去。”

　　不同于妓女和艺伎

　　十九世纪日本出现这种租妻制，当然也有它自身的原因。那年代日本妇女地位很低，要想在社会上谋生相当困难，投身风月圈往往成为最简便的途径。但有些少女，并不甘心沦为朝秦暮楚的青楼女，于是，就出现了卖艺不卖身的艺伎，还出现了主要陪伴外国人的“短期妻子”。

　　婚姻本来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但靠“租妻”维系的这种“情爱”，既不像嫖客只图一夜欢娱，又缺乏真正夫妻那种互相吸引的恋情。实际上是以金钱为媒介的一种畸形婚姻关系和被扭曲的情爱心理。对此，书中有很生动的描写。

　　菊子对法国军官，一方面表现出柔情蜜意，如“丈夫”烦闷时，为他弹琵琶，跪着给他装烟斗，怕蝉声吵他好梦，半夜起来给他关壁板，真够体贴入微了；而另一方面又对“丈夫”的离去毫不留恋。“租妻”终结菊子拿到法国军官的钱时，“她像一个老钱商似的从容、灵巧，反复将它们(钱币)弹、转，在地板上丢，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木槌，用力地敲打它们，嘴里还不住地唱着那支我所不知道的鸟儿的歌。”

　　人们似不应对菊子的“爱财”过于苛责。因为正是这种租妻制，才逼着菊子，除身子外还要以愚弄自己的感情来周旋。妓女只是用身体当商品，而菊子则把身体加感情都当作了商品。日本历史上的租妻制早已消失，它显然与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增强有关。

　　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 文/李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