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与战前的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尽管一切都在改变，但风俗业以及妓女、艺伎的存在对于日本社会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看守政府似乎比法西斯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军立即进驻日本，曾经纵容本国大兵强奸他国妇女的日本政治家们不免担忧起来。日本是一个善于忧患的民族，他们总要防患于未然。看守政府立即决定，继续推行"慰安妇制度"，希望借助那些日本"神女"们来保护所谓良家妻女的贞节，于是慰安妇们的工作比战前更有意义了。

　　由于日本政府的这一肮脏操作致使娼妓泛滥、性病蔓延，首先威胁了美占领军的安全，1946年，占领军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在日本废止公娼"的备忘录。但日本政府并没有立即废止，而是将公娼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私娼地域营业，将坐地妓院变成了接待所，娼妓变为接待妇，想继续保持战前的集娼政策。

　　但是，麦克阿瑟的美军总司令部非常重视在各个街道里泛滥起来的以私娼为中心的卖春妇对占领军和国民生活的影响，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处罚卖春的法令。日本政府则以战后性风俗的紊乱为借口，将游廓（即妓院）及其他卖春地域存在的特殊饮食店限定为"风纪上的障碍地域，承认在这里集体卖淫"[36]，制定了"赤线区域"（红灯区），采取部分的禁止。到1948年才由政府提出了"卖春等处罚法案"，但是在审议过程中不了了之。后来，该法案被提到第十五次国会，但该国会在审议未见结果时就被解散了。接着又被提到第十九次国会、第二十二次国会，因为反对和主张延期实施的议员过多，法案未获通过。就这样，处罚卖春法案常常在国会中被反复议论，终于引起社会舆论对于反卖春问题的普遍关注，正面反对该法案的议员们受到舆论的普遍批评，1956年《卖春防止法》制定，1958年公布实施。

　　直到今天，私娼在日本仍是公开的秘密。我在大阪府某地留学的时候，一位日本姑娘在晚上的卡拉OK结束后指着车站旁边的楼房说"那里是做那种事的地方"，其经营者是类似黑社会的流氓地痞，在日本称暴力团、恶党。

　　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那些为"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服务的日本女人们失业了，没有其他技能的她们流浪在街头成了暗娼，这无论在收入还是在人身安全方面都缺乏保障。曾经响应政府号召从事慰安的妓女们于是集体游行，要求政府给她们一定的待遇和职业公开化，她们振振有词地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平息了美军离开家属后的性骚动和孤独情绪，使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得到满足，才使日本战后的秩序得到安宁，我们对日本战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驻日美军太多，即使日本政府筑起了肉体保护墙，美军强奸日本女人的事件也经常发生，日本人敢怒不敢言，正如日本电影《人证》所反映的一般。假如日本政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相信类似的强奸事件会更多。

　　在占领初期，一般的美军士兵是寻找妓女，至于高级将军和美国商人，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日本艺伎了。对于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还是一部众所周知的小说《艺伎回忆录》及被美国人改编的电影《艺伎的回忆》。据说这一电影拍摄的时候，日本没有人愿意去演艺伎，因为对于日本来说那是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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