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教育史上，教育对近代日本发展所起的双重作用，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历史现象。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达的教育事业和卓有成效的智力开发，保证了它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使其仅用40多年就完成了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花200年时间才完成的近代化任务；另一方面，19世纪末逐渐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军国主义教育，却给其后的日本历史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把日本拖向毁灭的边缘

　　江户时期的日本，在封建锁国体制下，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但长达200多年的和平也使日本民族文化趋于成熟，尤其是教育，得到发展和普及。幕末教育的规模和水平，主要表现为多层次、多种类的教育机关，即使在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也很少见；教育内容由儒家的朱子学到兵工、医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十分广泛；民众的识字率很高，同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也差不了许多。

　　幕末教育的发达，对日本的近代化是十分有益的。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和科技常识主要是通过教育机关传播的。如寺子屋不尚虚谈、面向实际的教学方针，“适塾”、“咸宜园”等私塾打破门第等级，依据实际学力评定学生成绩的方法等，都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此外，幕末教育还为以后的维新改革培养了一批著名志士仁人。德川幕府提倡学问、奖励办学的初衷，虽然是想利用朱子学维护其封建制度，但事物的发展却超乎统治者的意愿。幕府教育机关客观上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近代化培养人才的基地。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在以后日本的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如明治初期建立的近代小学校，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幕末的寺子屋、私塾改造而成的。

　　19世纪中叶，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已经完成，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日本还处在封建幕藩体制末期。日本社会内部商品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未成熟。正当此时，日本受到西方列强殖民狂潮的冲击，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一部分具有先进思想的革新派武士，发动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的近代化。

　　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目的，“殖产兴业”是手段，而“文明开化”则是前二者的基础和最重要的保证。因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发展科技的事业，因而也是改革社会的事业。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树立与“富国强兵”目标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以及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培养大批专门人才等，都要靠大办教育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就成了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关键所在，教育改革自然就成了明治维新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国内戊辰战争尚未结束、新政权还未稳固之时，就向政府提交了振兴教育的《建议书》，强调“一般民众知识之进步，文明各国规则之取舍，全国范围内逐步振兴学校，广布教育，乃今日之一大急务”。其后不久，新政府的另一重要人物伊藤博文在《国是纲目》中，进一步提出要向全国人民阐明学习西方文化之必要；在两京城设立大学，郡村设立小学，务期做到不分都市农村，“人人享受知识之光辉”。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把教育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新政府首先整顿旧学校，恢复了幕末就有的医学校、昌平坂学校和开成学校，将开成学校的理化学部分移往大阪。1869年又把昌平坂学校改为大学校，开成学校和医学校改为大学分校，其后又将大学校改为大学，将开成学校改成大学南校，医学校改为大学东校。同时政府鼓励各地创立小学。此外，新政府还特别重视派遣留学生和聘用外籍专家的工作。维新大业，急需人才，靠国内培养尚需时日。为解决燃眉之急，新政府抓紧派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同时聘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到日本任教。

　　更重要的工作是酝酿制定新的教育政策，通过改革，确立近代学制。1869年，新政府委托津田真道、森有礼、加藤弘之等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年轻“洋学者”研讨新教育政策。他们草拟了《大学规则》和《中小学规则》。到1871年废藩置县后，政府设文部省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同年9月，在工部省创立了工学寮——理工大学，这是日本近代科技教育的开端。1872年9月，颁发《学制令》及《太政官有关学制之布告》。前者规划了近代学制的宏伟蓝图；后者则全面阐述了新教育政策，是维新改革时期的教育宣言。其中“国民皆学”的平等教育原则，强调“实学”的功利主义目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普教方针等，都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体现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等基本国策，为日本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学制令》的颁布，是维新改革的重大事件。从《学制令》颁布开始，全国范围的教育改革普遍展开。政府不断颁布有关教育的法令，内容涉及从小学到大学，从国民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的各种教育，以及学校管理、教学内容、教科书编纂等，名目繁多，数量浩大，明治维新时期其他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与之比拟。维新之初，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处于草创阶段，政权尚未完全巩固，可谓百业待举，困难重重。在那千头万绪的改革大业中，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始终把教育摆在突出的位置，超前规划造就未来人才的巨大工程，可谓目光远大。而近代学制的建立，也确是明治维新改革中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当然，明治政府重视教育，还有其看重“教化”，对人民加强精神统治的意图在内。

　　新学制的历史意义

　　日本的近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全面完成为止，用了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前20年，主要是引进、消化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巩固新生政权的阶段，也是从资本、人才、技术等方面为以后经济发展培养力量的阶段；后20多年则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阶段。

　　以1872年《学制令》颁布为起始的近代学制，经过1879年的《教育令》、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以及1886年的《学校令》、1899年《实业学校令》的修改和调整，其框架已臻完备，其中有小学系统、中学系统、大学系统、实业学校系统等，构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近代学校网络。

　　日本近代学校体系从建立到完善，始终是适应近代化的需要，服务于“富国强兵”总目标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新学制实行仅35年，就基本普及了初等国民义务教育，谱写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称奇迹。二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从1878年到1900年共培养出35200多名大学毕业生，满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三是实业技术教育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明治政府办教育，从开始就较重视实业技术教育。产业革命刺激了实业技术教育的发达，而庞大的实业学校网络，又不断地为企业输送熟练的技术工人。产业革命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实业技术教育的普及也是原因之一。

　　总之，教育发达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学校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这种经济与教育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体现得比较充分。从教育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落后国家要完成其“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技术成果和经济发展经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不是与经济“并行”，也不是“随后”，而必须是“先行”。对经济发展而言，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对“超前”，正是经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重大区别，也是落后国家实现“追赶型”战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为实现经济上的“追赶”，首先完成教育上的“追赶”。日本在20世纪初能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与其教育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其二，教育投资是有效的生产性投资。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必须开发人的能力资源，教育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投资项目之一。在日本，国家投资的教育费总额，1885年时就占国民收入1.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900年时，占国民收入总额的2.05%，占国家行政费的9.8%。这说明日本政府办教育是舍得投资的。而这种投资的效果，已被日后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1962年日本政府在回顾总结近一个世纪来的成功经验时，曾自豪地宣布，“明治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尤其是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为世界所瞩目。而导致这种发展和增长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普及和发达”。

　　军国主义教育

　　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但日本教育自身却并没有随着“国富兵强”而完成其近代化过程。相反，随着国力的强大，教育却越来越被封建军国主义思想所支配，成为天皇制政权对内维护专制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于是就形成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双重性格”，产生了教育对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

　　教育的“双重性格”，源于明治维新时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彻底。由于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瓜熟蒂落式的社会革命，所以改革后的日本社会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在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封建皇道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抵制。明治政府大办教育之初，也明确声称要把教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之服务于“富国强兵”的国是。国家要求于教育的，并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批判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既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忠顺“臣民”。因而在实际上，明治政府既重视教育在提高国民学力、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作用，又重视教育在“国民教化”方面的作用——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所以，明治初期，在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大力推行了以神道国教化为宗旨的“大教宣布”运动。1870年1月，政府颁布的《大教宣布诏书》中，突出宣扬了“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明惟神之大道”等思想。同年5月颁布的《宣教使须知》进一步强调：必须向天下庶众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1872年政府发布的宣教使《教则》，开宗明义三项内容：从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之意；行侍奉皇上遵守朝旨之事。这种普及封建神道的社会运动与“文明开化”的教育改革同时并行，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1879年8月，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了《教学大旨》及附属的《两项小学条例》，对新学制实施6年来忽视“德育”的倾向给予严厉指责，批判欧化主义教育导致了“将仁义忠孝置于后，唯洋风之为竞，终至于有朝一日不知君臣父子大义之地步”，要求学校教育以所谓“德育”为先，“明仁义忠孝之道，而道德之学则应以孔子为主”。同时学校要“昭示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使学生“从幼年始……忠孝大义就成为深入脑髓之第一感觉”。《教学大旨》是对明治初期教育改革中欧美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公开清算和反击。其后，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在教育体系中逐步强化，全面渗透到日本教育的各个领域。

　　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以1890年的《教育敕语》为标志。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天皇为最高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相呼应，《教育敕语》又把天皇规定为最完美的道德化身，把“扶翼皇运之无穷，继承皇祖之遗训”、培养“臣民”对天皇的忠诚，规定为教育的内容。《教育敕语》实际上成了日本教育的最高立法，它确立了封建军国主义思想对教育的全面统治。这一体制经过充实、巩固，前后统治日本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体制有着近代学制这一资本主义教育的躯体，而魂灵却是封建主义、国家主义的教育观念。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的致命痈疽，它使日本教育的近代化过程延长了近半个世纪，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窒息了科学精神，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历史被篡改，真理被歪曲，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更是把整个教育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陷入迷蒙之境而不能自拔，一代代无辜的国民被熏染为愚昧盲从的战争工具，千万的青年人甘心充当法西斯主义的殉葬品。1945年8月，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有一群单纯的少女还抱着“天皇是神”、“神州不灭”的信念，唱着“皇军”的军歌，默默死去。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悲剧！

　　战后教育

　　近代教育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日本教育自身的近代化，则是战后民主改革时完成的，经历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对教育的统治，日本教育显示出了巨大活力，在战后日本的重新崛起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后日本教育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45年9月到1952年，是战后民主改革时期。二战结束后在美军占领当局主持下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其中教育改革占有突出的位置。1945年10月11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向币原内阁发出了实行五大改革的指令，即：妇女解放，成立工会，教育的自由主义化，废除维护恐怖政治的司法制度，经济民主化。把教育改革与政治、经济改革并重，具有重要意义。半个世纪以来，“以《教育敕语》精神为中心理念的教化政策，是明治宪法体制的重要补充，起到了维护天皇制精神支柱的作用。要瓦解天皇制，就必须打破这一教化政策”。1945年10月22日，占领军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对日本教育制度管理政策的指令》，提出了清算战时教育体制的总方针：废除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在教师、教材、教学中确立议会政治、国际和平、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思想体系。而后，又连续发布了开除军国主义者教职、为战时受迫害教师复职的指令；关于神道与国家分离的指令；关于停开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的指令等。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主权在民”、“保障人权”、“和平主义”三大原则，规定了国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学术等方面的自由及受教育的权利。在此基础上，1947年3月以后，以《教育基本法》为主，一整套体现自由主义教育观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包括《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文部省设置法》、《教职员认定法》、《社会教育法》、《私立学校法》等，彻底否定了以《教育敕语》为法律依据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在建设民主的、和平的、文化的新日本之方针指导下，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战后教育改革，最终完成了日本教育的近代化，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第二个时期，从1952年占领期结束，到1971年第三次教育改革开始。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奉行了对美协调、科技立国、抓住时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对教育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教育政策的右倾化。1951年9月美日《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日本社会上的保守势力进一步抬头。财界对教育的干预增强了。1952年7月关西经营者协议会向东京大学等5所大学发表声明，拒绝给予参与学生运动的“赤色学生”以就职保证。1953年修改《学校教育法》等法律将教科书检定权归于文部大臣。此后，政府对教科书的检定日渐强化。1956年，强行废除教育委员公选制，确立了文部大臣对教育委员会的指导权等。二是根据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到1955年，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在这么短的时间，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战前教育的普及，使日本拥有众多的受过良好知识技能训练的劳动者。1956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了通过技术革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方针，1960年又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终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始终把开发人的能力与振兴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内容，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对教育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高等教育中，从专业系科和招生规模方面，增大理工科的比例；采取多种措施，扩充研究生院招生人数，改进奖学金制度等，以培养更多高层次科技人才。在初、中等教育中，充实实习内容和实验设备，增大职业高中的比例。在职业教育中，增设高等专科学校，以培养企业急需的中级技术人员，在中等职业学校中增大商科和工科的比例。在企业内部也加强了对熟练技术工人和中级技术人员的培训。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日本能在战后一片废墟上迅速崛起。

　　第三个时期，是1971年以后的时期，即第三次教育改革时期。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名列第二的经济强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教育大国，明治维新后确立的“追赶型”发展战略最终完成。在世界性的科技竞争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日本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经济国际化等诸多课题，于是，“21世纪的日本向何处去”成为众人议论的话题。在此背景下，第三次教育改革被提上了日程。其标志是中央教育审议会1971年6月提出的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到1984年，日本政府又设置了直接向首相负责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开始全面制定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方略和政策。日本政府又一次把教育改革摆到突出地位，一是希望解决“近年社会急剧变化和教育事业扩充后日本教育出现的问题”，二是要根据今后社会和文化进一步变化、发展的趋向，确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所以，这次教育改革的实质，是日本为迎接未来社会的挑战，提前从教育入手，设计21世纪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尽管围绕有些问题曾争论激烈，但大部分改革措施已逐步实施，如教育国际化，教师研修制度的充实，道德教育和“爱国心”教育的强化，扩充大学研究生院和科研机构，科研领域实现产业界、政府与大学的密切合作，纠正学历主义和过热的升学竞争现象等。

　　就像第一次教育改革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第二次教育改革促进了战后经济的起飞一样，第三次教育改革也会对未来日本社会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