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

《人文杭州》记者 李闻莺

光绪十三年，晚清改革先锋黄遵宪写了近代第一本有关日本史的巨著《日本国志》。他在自序中提到写书的动机之一，“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

1928年，戴季陶在著作《日本论》中呼吁：“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

被誉为“日本通”的国民党人士陈固亭也曾说，深觉日本人知道我们的太多，我们知道日本人的太少，在互相认识上，甚不平衡……

日本对中国的认知究竟有多少？做这个专题之前，我和大多人一样，对日本的主要印象是侵华、动漫、文学、旅游以及事关中日外交的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争端……

然而，随着对日本史学研究的了解，这一连串关键词中，必须再加一个史学，尤其是中国史研究。在这个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关系的国家，中国学已成体系，并在汉学领域占一席之地。

因此，想知道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就从这些累积多年心血的学术研究开始。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几千字能说明的问题也非常有限。所以，不妨当一个整理者，以读书的名义，看看别人眼里的中国。

早期日本的传统汉学

在国内学术界，国外有关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被称为汉学或中国学。日本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最早接触，可追溯至5世纪初。根据日本最早的文献《古事记》记载，当时天皇接到进贡，其中有“《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

此后，日本汉学就以中国典籍的东传为物质基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6世纪中期，圣德太子悉心学习儒家经典，相传由他制定的著名的《宪法十七条》就是依据《诗》、《书》、《论语》、《孟子》等书写的。

如果说日本早期对中国的关注处于一种自觉状态，那么江户时代，随着不少文人学士都能用典雅的汉文著书立说，有关中国研究的“日本汉学”趋于成熟。以朱子学说为核心的宋学，在德川幕府倡导之下风靡一时，除此之外，还有阳明学派、古学派等颇具实力和特色的学派活跃于汉学领域。

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被称为“古典汉学”。对于这一阶段的研究，北大教授严绍璗称，它主要是“取一种模仿、追随的心态，以中国儒佛、文史经典为模板，借助中国文化进行自身文化的繁衍和创造”。

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史学家沟口雄三也在他的代表著作《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对早期日本汉学表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过去的研究者对中国文化没有“外国”或“他者意识”，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同时他还指出，过去的日本汉学把“中国”古典化经典化，使之成为与现代中国没有关系，却与日本历史有关系的东西，从而产生了日本自负的民族主义。

明治维新后的中国学

1868年，明治维新，近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和传统的价值观日益崩溃，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连的日本汉学发生了重大转折。

据《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等资料记载：明治三年（1870），在上海定居者仅7人，到明治六年（1873）达50余人，明治十年，超过百人，明治二十年，250余人。

这一时期，日本中国学摆脱了“经学主义”的栓结，而以“近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指标，开展对中国哲学、文学、历史、艺术乃至社会现状的研究。这种以实证主义理念为向导的研究方式，与以往的“汉学”有质的区别，它真正成了一种对国外文化的学术性研究，统称为中国学。

说到这几个概念，必须先介绍一位当时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那坷通世(1851-1908)，东京大学教授，研究日本、朝鲜和中国古代史。

1888年-1890年，这位日本“东洋史之创始者”陆续出版了四卷五册本的《支那通史》。该书为日本中学教科书而作，被誉为“世界第一部近代性质的中国通史”。

1899年，罗振玉将该书引进中国，深受当时国内史学界、教育界推崇。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它一直都被视为“一种新式中国史的范本”。

据了解，《支那通史》采用西洋体例，用汉语文言写成。它的谋篇布局为：首卷为总论和上世史；卷二中世史探讨秦、汉、三国的历史沿革；卷三中世史记述两晋、南北朝及隋唐的历史进程；卷四中世史考察五代、辽宋金夏的历史。原计划涉及元明清的近世史终未完卷。

1894年，在那坷通世和三宅米吉等教授的提议下，日本中学课程中设置了“东洋史”这门课，它与“世界史”中的“西洋史”相对应。不久之后，“东洋史”先后成为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史学科的学科门类。

近代西方视野下的

新史学

在“东洋史”形成的同时，中国历史又被称为“支那史”。

对于二者区别，有学者分析，“东洋史”主张世界史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中国史作为东洋史的中心，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这派学者以白鸟库吉、桑原藏等为代表；“支那史”主张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不应分开来研究，三位一体构成“支那学”，相当于当时欧美学界的Sinology（汉学）。这派学者以京都支那学会的成员为代表，有内藤湖南、富冈谦藏等人。

老实说，如果你不熟悉日本史学研究，看到以上一连串名字，肯定要犯糊涂。因此，在展开下一阶段介绍前，我们先认识几位史学研究的代表学者，也借此了解当时的史学研究成就。

白鸟库吉是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批判主义”代表。1909年8月，44岁的他发表了题为《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的著名演说，对儒学经典特别是孔子本人极为欣赏的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强烈怀疑。

这个观点随即引发争议。1910年1月，开日本近代甲骨文研究之先河的汉学家林泰辅对白鸟的论断发起反击，他将白鸟库吉的观点称之为“尧舜禹抹杀论”，并就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反驳。

比白鸟库吉小一岁的内藤湖南原本是记者出身，也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著作《支那绘画史》（1938）、《支那史学史》（1949）都在近年翻译成中文引进。

而他在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提出了“宋代近世说”。这一理论中，他把中国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所谓“上古”或“古代”，至东汉中期而止，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扩张期。经东汉中期到西晋的过渡，进入了六朝这个“中世”时代，其最大特点是“贵族制”，唐宋之际，中国又向“近世”推进。

这种划分方式，是在西方近代历史科学的影响下，最早对中国历史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尝试。日本当代史学家谷川道雄评价它的特点是，“先设定近世这么一个时代，然后设想在与欧美势力接触以前，中国就已经具有了迈向近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