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家沟口雄三。

《人文杭州》记者 李闻莺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某种程度上，历史的价值、一种学说和著作的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结果。历史的评价，总反映出当代的价值观念，反映出当代人的思想印记，对于时代的局限产生偏差。

近代以来的两次中日战争，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而言是一种考验。从被军国主义裹挟，到战败导致的学术体系崩溃，再到后来的反省、重建、突破，日本学者对中国的思考，正进入新的阶段。

被军国主义裹挟的中国史研究

学术不可能与政治毫无关联。

随着“国粹主义”在日本的逐步兴起以及“大陆政策”深入，日本近代中国学专家先后抛出“同文同种论”“亚细亚主义论”及“中国社会停滞论”等多个旨在侵华的言说。

1914年，内藤湖南发表《支那论》，自觉地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他认为，中国领土过大，已丧失对境内五大民族的统辖，应放弃周边的领土(特别是满洲)，只保留“中国本部”就够了。

抗战爆发后，日本御用学者秋泽修二出版了《东洋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社会矛盾的循环”，中国社会的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而且，这种停滞、循环的社会一直没有更新的转机，只有靠外力才能突破。

另外，出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觊觎，日本“大东亚史”专家积极投入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调查研究，甚至建立了一个特殊课题——满洲学。

1920年，京都大学教授、汉学家矢野仁一抛出“满蒙非支那领土论”。他狂妄地指出：“不要说蒙古，即使满洲，也不是中国当然的领土。中国本来是一个没有国境的国家，若按全世界都在中国支配下的这种理论来说，那就不单蒙古和满洲是中国的领土，全世界各地都可说是中国当然的领土了。”

直到日本投降前一年(1944年)，三上次男、小竹文夫、田村实造、宫崎市定等还编写出版了《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为日本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和方法。这类学术研究的实质，其实是背离客观主义原则，直接为日本霸占中国领土的欲望与政治行动辩护。

从反省到发展 战后初期史学研究

二战失败后，一度鼓吹侵华的日本史学研究受到冲击，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日本学者，开始为重建日本“中国学”而努力。

历史研究方面，一方面，大量中国著作被翻译、引进到日本，比如《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国学生运动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等；另一方面，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重建为标志，日本建立起了大学中的“中国学”研究网络。

此期间，日本东洋史学对中国史研究一个重要课题是克服与批判“亚洲社会停滞论”。对此，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近年中国史研究的变化》一文中提到，整个日本史学界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影响，提出中国社会并非停滞不前，而是稳健发展的论点。

如何从世界史的普遍性看到中国历史？这是战后日本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史学界开始认识到应该思考中国史的特殊性，但一直到70年代初期，想从特殊性提升到对普遍性的再认知，始终没有完成。

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由于中国正处于“文革”，对日本中国史研究动向并没有太大影响。据日本中国研究所的报告，到70年代末期，日本约有500名学者从事中国史研究，研究范围自上古到近代，提出了许多具有体系性的观点。

这其中包括中国文明起源的思考、秦汉帝国的社会性质以及关于中国古代“共同体”的争论、六朝社会的特点及“豪族共同体”理论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日本中国史研究者开始趋向于广泛搜集新旧资料，考察事物现象的具体研究。日本明清史学家森正夫的地域社会研究设想便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

他认为，相对于中央权力的概念而成所谓“地方社会”，我们更需要以综合掌握人类生活的基本场所（广义的再生产场所）为其研究的方法。另外，由于“基本场所”有着可变性，不妨打破过去的人文行政区划，思考“社会秩序的原理”与“意识领域的统合”之间有哪些“基本场所”。

这一阐述，日本历史学者山田贤评价是“二十年来说明‘地域社会论’的唯一重要文献”。

90年代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新实证方法开始萌芽，学习当地语言、进行田野调查以及搜索文献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式，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由此走上“地域研究”阶段。

此期间，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出版了《方法的中国》，书中整理出学际整合、文化研究的方法、生态学研究的方法等三种研究方式，算是一种同时角度的“地域研究”。

90年代中期，滨下武志主编的《地域的世界史》系列在日本出版，该套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重新讨论“社会与历史学”中的“知识体系”。

1994年，日本历史学家山根幸夫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简体中文版与读者见面。书中12位学者根据不同朝代，列举了研究中国史应查阅史料、著作、工具书等，内容详实、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是了解日本史学著作出版的直接参考。

比如第一章，作者在介绍有关中国通史的研究方法时，列举了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在日本出版的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概述性著作。

其中包括和田清的《中国史概说》2册（1950、1951）、宫崎市定的《中国史》2册（1977、1978）、铃木俊编《中国史》（1954）、贝冢茂树的《中国历史》3册（1964-1970）等。

我们也通过该书了解到，日本讲谈社在出版“中国历史”系列方面有着优良传统。1974-1977年间，该社先后两次出版过《中国的历史》（10卷）和《图说中国历史》（12卷），两大套系都是反映当时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团队和广西师大引进出版的这一套完全不同。

后记

坦白讲，这并不是一篇好读的报道，它需要集结太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反而成了“不能承受之重”。不过，反过来想，“好读”就应该是阅读的唯一标准或最重要的标准吗？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这种不自觉的倾向，错过了很多值得欣赏的东西。

历史也是如此，它不会说话，却能通过记录者传达过往和思想。其实，一切现存的现状，都会成为历史，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自身，也是如此。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排名不分先后）

严绍盪：《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

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庆：《日本汉学史I:起源与确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李文：《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一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中华书局，1992年

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日】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1999年

杨鹏：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

钱婉约：《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

王屏：《论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

【日】田中仁：《日本战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我见》

【日】川岛真：《近年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