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代日本文人眼中的中国印象

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图书，收入一批著名日本作家于20世纪初访华的游记，包括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内藤湖南《禹域鸿爪》、佐藤春夫《南方纪行》、村松梢风《中国色彩》五种。这些一百年前的日人在华见闻重现于眼前，让人看到一衣带水邻邦的中国观之变迁，也以外来的、世界性的眼光，展现出一个令今人颇为陌生的近代中国的面貌。

这套译丛虽于近日出版，但其实是二十年前策划并翻译的成果。当时，在著名翻译家施小炜先生的策划下，计划将一批日本大师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旅华作品引进国内。施小炜、李振声、徐静波、胡令远等诸位专业日本研究学者参与了翻译工作，译稿完成之际，不料却因出版人事方面的种种意外搁置数十年，今日终于面世。其间世事变幻，中日关系几经波折，这套迟来的译作不仅没有消退其价值，今日读来，反而在新的国际关系视野中带来新的启示。

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人访华风潮是如何兴起的？日本文人们沿着怎样的路线游览中国？清末民初的中国给他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是否吻合于他们想象中的赤县汉邦？在1930年代中日关系紧张起来的前夕，他们如何看待故国和邻邦长达一千多年的关系？借这套译丛出版之机，书乡周刊采访了其中两位译者施小炜先生（译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和徐静波先生（译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及村松梢风《中国色彩》），一一解答这些问题，还原一段奇妙而被忽视的交流史。

中国旅行风尚的兴起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坚船利炮结束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岁月，自此日本向世界打开大门，是为“黑船来航”事件。九年之后的1862年，从长崎出发的日本轮船“千岁丸”驶抵上海，成为自1633年江户幕府实行海禁政策230年后，第一个驶往中国港口的日本官船。“千岁丸”将一批幕府官吏、武士送到中国土地上，日本人得以近距离观看和亲历现实的中国。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文化崇拜的对象，而眼前看到的却是封建末期中国摇摇欲坠、忧患凋敝的现实，这给日本人敲醒了警钟，也第一次产生了对中国的藐视心理。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近代化历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仅仅三年后，即与中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开启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关系。条规中准许两国间官方及民间交往，这一双边关系形成后，日本迅速向中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学者和官员，相比之下，仍承锁国心态的中国却行动迟缓，派往东瀛的访问者从人数、次数、规模上都与日本远远不成比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战败，扭转了中日局势，次年两国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且日本人可以直达中国内地游历、侨寓、工作。这些都为日本人来华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

从内在方面，日本人自来有着强烈的中国文化情结。尤其是那些在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前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堪称是最后一代受到汉学教育的群体，有着良好的汉学根底，能够读文言文，甚至能写相当漂亮的汉诗。其中绝佳者如内藤湖南，来中国后虽不通中文，但依靠“笔谈”，亦能与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等文化人士顺畅交流。他们熟读中国典籍，对这个孕育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向往不已，来华游览是一了心愿之举，经由文人之间相互影响，渐成风尚。

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1912—1926），是日人访华的高峰期，在旅行结束后，还纷纷撰写游记，发表在报刊上。他们访华目的各不相同，据潘月刚论文《近代日本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观》，可分这样几类：有进行文化交流的，如小栗栖香顶、桑原骘藏等；有侧重考察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如冈千仞和德富苏峰；有为搜集中国情报、以便为进一步侵华做准备的，如曾根俊虎；有游历观光的，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以文人为多。有趣的是，当时许多文人都是以报社派遣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没有其他任务，只用在中国各地游览并撰写游记连载在供职报纸上，既能获丰厚稿酬，报社也将名作家的游记作为吸引读者的策略。可以看到，这种载体和创作方式也大大影响到其游记的文体形式。

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也有着相当便利的交通，特别是和上海之间，因为不用签证，不少轮船公司开通了从横滨、长崎直接到上海的轮班，因此上海常常成为访华日本人的第一站和必到站，由此再进入中国内地。或者由海路抵达朝鲜半岛，再北上通过陆路进入东北及关内。大多数来观光的日本人走的是这样一条经典旅行路线：从上海出发，游历江南风光，溯长江拜访武汉南京，北上游览京津、东北，最后回到日本。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日本国内可买到中国周游券，有几种黄金路线可供选择，价格也优惠些。芥川龙之介1921年来华时就用了周游券。苏州、杭州、扬州、南京等南方名城都是热门目的地，清丽的自然风光与中国古代典籍、南画等相照映，出现在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内藤湖南、村松梢风等诸位作家笔下，备受推荐。当然也有例外，如佐藤春夫从台湾出发，仅游览福建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