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何时传入日本，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正是他们把《史记》带回了日本，这是中国史学始传日本的重要标志。《史记》传入日本后，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过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604年，圣德太子将《史记》的大一统思想引进《宪法十七条》，为其“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校不得讲解除《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之外的其他内容”。可见，古代日本学校对《史记》的重视，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最早的史学著述，大约出现在6世纪前半期的继体天皇、钦明天皇时期。此后《六国史》出现，乃是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官方编撰的六部日本国史书，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的总称。《日本书纪》成书于八世纪，史料上直接参考过《史记》，体例上也直接借鉴了《史记》的体例。按天皇立卷，编年记事。同时，其借鉴《史记》中的正统思想，以说明天皇继承中的正统问题，把天皇叙述为天照大神的后代，有别于其他血统。这种观念没有《史记》的影响,在当时是不可能形成的。随后《续日本纪》等五部史书，继续弘扬《日本书纪》的特点，吸收和继承《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的某些特点。

日本史学史上最著名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是江户时代水户藩德川光圀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此书1657年开馆，一直到1897年才基本完成，最终于1906年出版，历时250年。记载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终结的日本史，分本纪、列传、志、表四部分，合计三百九十七卷（另有目录五卷）。此书乃日本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在日本史学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此书多方面模仿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纪传体史书。为天皇立本纪，为大臣立传，亦根据日本社会的情况，设立一些特殊的类传；根据日本特点，对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志》的体例进行改进，编成十志。在义例与正统方面，我国古代正统论是应王朝更替而产生的，这与皇统万世一系的日本有着根本差别。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国史书的特色，也有自身的特征。

安南半岛在五代之前属于我国郡县，五代时期，越人吴权开始独立，其文化已经印下了深厚的汉字文化的印记，司马迁《史记》等中国古代史书早已为他们熟知。《史记》也是越南儒士需要阅读的最重要的史书，亦是他们科举考试的内容。之后越南古代史书体裁也是在《史记》等中国史书的影响下而生成的，主要采用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其中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乃汉文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该书于后黎圣宗洪德年间（1470-1497），由吴士连编纂，收录了自鸿庞氏时代以来的传说及史实，最后于1697年，由黎僖负责增补至后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的史事，历时二百多年。全书二十五卷，分外纪全书、本纪全书、本纪实录三部分，是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体通史，乃是效法《史记》之本纪部分而成的。

总之，在传统的东亚世界中，《史记》是各国君臣与儒生必读之书，也是他们议论朝政的重要依据；同时借助阅读《史记》，强化其正统思想。在编撰史书之时，无论是塑造本国与本朝的正统性，还是在史书体裁、史料上，皆不同程度地受到《史记》深深的影响。《史记》在传统东亚世界的政治与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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