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吉田茂出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二战前历任外务次官、驻英国、意大利全权大使等，他曾经因为和军部的矛盾以及反对对英美开战等，被关进陆军监狱四十多天。二战后吉田茂曾任外相。他从1946年以日本自由党党首组阁，中间经过了两届短命内阁（片山哲8个月；芦田均7个月）之后，又连续4次组阁，一直到1953年执政期间长达7年多。那一段正值日本投降后最困难的时期，他所确立的“吉田路线”在内政上打下了日本经济腾飞的基础，在外交上将战败的日本在国际上重新定位。故被称为日本“复兴之父”。

吉田茂是个具有“韬略”的人物，他为战后日本确立了政治经济的基本路线，在国际政治上无条件地向美国“一边倒”，唯美国之命是听。他严格限制军费开支，借美军之力来保卫日本；集中全力使日本从废墟中的经济恢复了元气。他认为日本重整军力应在恢复元气之后，当时有一伙人叫嚣“修宪”，而吉田茂认为这些政治家“是一伙笨蛋”。

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保有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日本没有“军队”，这是某些保守日本政治家和右翼“心中永久之痛”。尽管吉田茂表面上对麦克阿瑟唯命是听，但其内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军”字。1948年12月，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被处决后，有“好事者”将其“灵位”安放在“兴亚观音”堂祭坛的醒目位置，时任首相的吉田茂竟然为其挥笔题词“七士之碑”，其内心是何种感情，岂非显而易见！吉田茂当政时期的国际形势，给了日本军力东山再起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一改对日政策，蓄意重新武装日本。“特需”不仅刺激了日本军需出口，使日本经济获得复苏，而且为日本重新建军提供了借口。1950年8月，日本按麦克阿瑟的指令成立“警察预备队”。1952年4月成立“海上警备队”。8月成立“保安厅”，“警察预备队”改称“保安队”，“海上警备队”改称“警备队”，隶属“保安厅”。1954年7月在“保安厅”基础上成立“防卫厅”，“保安队”扩充后改编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扩充后改编为“海上自卫队”，新组建“航空自卫队”。就这样陆、海、空三军都有了，只不过是在名称上冠以“自卫”两字而已。到1953年为止的所有建军行动，都是吉田茂的“功业”，因此，人称吉田茂为“自卫队之父”。

吉田茂曾组织了一个“政治教育机构”，被日本人称为“吉田学校”，其靠山是日本的垄断资本集团和美国。从这所“学校”里走出的日本首相有佐藤荣作、池田勇人，以及陆续加入的田中角荣等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迫不及待地提出召开旧金山和会，竟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擅自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提出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约，并强调对于将由中国国共哪方与日缔约“应由日本决定”。这就把主动权抛给了美国准备启用的日本。吉田茂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耍尽了花招。他们以民意难辨为由拒不行动，私下里则针对台湾急于缔约的心理，放风要与北京缔约。后吉田茂表示不承认新中国，愿与台湾缔约。第二年1月底，日本全权代表赴台湾与台湾“外长”谈判中，阴险的嘴脸暴露无余。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台湾只要求日提供劳务补偿，然而日本却蛮横地主张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日本明知台湾无法没收日在大陆的财产，却信口开河！日本抓住台湾急于签约的心理，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的条款。台湾当局无奈之下只得就范，结果，在台、日和约中竟然找不到“赔偿”两字。战争赔偿问题，固然是台湾蒋介石残余势力责任不小，但和吉田茂政府的极尽狡诈之能事也是分不开的。

吉田茂在第四次内阁期间曾有过一件惊世骇俗的言行：在众议院会议上破口大骂右派社会党的西村荣一议员是“马鹿野郎!”，结果被弹劾，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选举结果没能过半数，第五次吉田茂内阁不得不借助第二大党改进党来组成。

吉田茂和蒋介石残余势力勾勾搭搭、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1958年吉田茂访问台湾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1963年8月，日本政府批准向中国大陆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并提供贷款，台湾再次向日本政府抗议。同年10月又发生周鸿庆叛逃事件。周鸿庆要求日本政府送他去台湾，台湾方面也要求日本政府准许周鸿庆去台湾。但是日本慑于中国大陆的压力，按中国大陆的要求把周鸿庆引渡回中国大陆。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64年1月召回驻日本“大使”，并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扬言不惜与日本断交。池田内阁派出与蒋介石私交甚好的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去台湾修复台日关系。吉田茂与蒋介石长谈三次，最后共同发表了一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吉田书简》，才缓解了危机。台湾对吉田茂的表现当然感激涕零，1964年8月，张群在台湾驻日本“大使”馆主持盛大仪式，授予吉田茂“特种大绶卿云勋章”，并代表蒋介石为吉田茂大唱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