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室见川铭板时代的认识

“延光四年”（125年）是后汉安帝时期，此年三月安帝驾崩，四月少帝继位，少帝此年十月驾崩，十一月顺帝即位。“延光四年五”大概是延光四年五月，正是少帝继承王位的时期。安帝是后汉第六代皇帝，106-125年是其在位期间。《后汉书》：“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可见安帝、少帝对在九州岛的日本列岛倭人之国有一定的见识。

由这些笔者推测，室见川铭板的原形是安帝驾崩后的汉王朝通过乐浪郡赐予九州岛之王之物。此铭板大概是汉朝或者乐浪郡制作的。大概是奉承倭人之国，皇帝从安帝至少帝继位后也跟以前一样，汉朝庇护九州岛的倭人之王的意思。为安定统治乐浪郡，一定有必要站在九州岛的倭人之国一方。古代也一样，政治总是有现实性的。在中国发现的刻有“高旸左”铭文的铜戈和刻有“永宫齐鬲”铭文的铜鬲，都是周代的铜器。室见川铭板是刻有这两个短语的文书。这是汉王朝使用这些短语表面上向日本列岛之王表示亲爱之情，实质性的想法是强求恭顺汉王朝之意。室见川铭板如果是汉王赏赐之物的话，也可以认为是在“延光四年”室见川铭板为少帝赐予日本列岛的倭人之王之物。此王是永初元年安帝派遣使国王帅升等，或者是继位的之王，家谱中之王。

（三）室见川铭板是日本列岛制作的说法

有铭板是日本制作的想法（古田武彦，1926-2015，古代史研究家），笔者认为此时代日本人制作这样的铭板有些不合逻辑。后汉时代的《说文解字》创作时期隶书横行，可以说当时用金文写文章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在汉字方面具有很高修养的。“高旸左”、“永宫齐鬲”是中国的故事，能够活用文章也需要相当的修养。当时日本人的汉字修养毕竟不可能吧。还有，从此铭板制作得不精细来看可以说是日本人制作的说法，似也不实，此铭板不是完成得不好，相反整体的设计非常完美，相比之后5世纪金石文的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汉字字形更加完美。另外，室见川铭板如果是出自日本人之手的话，之后也会制作同样的铭板，但是此时代室见川铭板是唯一的，之后没有出现同样之物。日本列岛铭板的出现要等到7世纪末墓志的使用。如果只有一件出土、之后又没有同样系列的出土物，考虑是从其他之地带来之物的想法比较妥当。如果是汉朝或者乐浪郡制作的话，此铭板的前后也制作有铭板，这才是自然的解释。

《古事记》：“天降坐于竺紫日向之高千穗之久士布流多气。”此“日向”不是宫崎县而是福冈县。古田武彦先生推断“竺紫日向高千穗岳”的“竺紫”是福冈县的竺紫，“日向”是福冈市西方至丝岛郡的日向峠（山巅）、高千穗是高高突出的山岳之意、久士布流岳是福冈市和丝岛郡之间的高祖山连峰中的久士布流岳。把“竺紫之日向”视为九州岛的日向是不正确的，“竺紫之日向”和地名两段表示的情况下，肯定是竺紫地方的日向之意。“竺紫之日向”、“久士布流峰”都是从室见川上流呼之可闻的距离。这一带确实是初期九州岛王朝的居住领域。从此地出土室见川铭板显得很自然。107年朝贡后汉安帝时的国王帅升也埋葬在此地的可能性极大。

四、土器和文字

当时本州岛的中国、东四国、近畿举行铜铎祭祀，铜铎上描画有鹿、龟、鸟、人、流水纹等图案，没有发现铸造的文字。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没有使用文字。出土的许多古坟时代的土器上也描绘着和铜铎同样的绘画、符号，有文字的极少。

现在的种子岛南种子町广田的弥生时代遗迹出土的贝札可见“山”字。这判断为后汉末期的隶书，暗示了住在种子岛的人们有到中国大陆会稽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此贝札大概是从中国带回来的。三重县津市安浓町内多的2世纪中期的大城遗迹，发现弥生式土器上似乎刻有文字。从线条的构成来看，可以考虑是“奉”、“幸”、“年”、“寺”、“与”等字，还不明确，但是可以判断为文字。这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朝鲜的舶来人书写的？还不明确。文字不是文章，单数的文字应该有表示其意义的象征，当时似乎还没有把汉字作为文章使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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