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魏志·倭人传》国名、人名的汉字记载

——“对海国”和“一大国”、“都市牛利”和“南升米”

“对海国”和“一大国”是特殊的记载表现。其他表现国名意思的还有“侏儒国”、“裸国”、“黑齿国”。但是这些表现与“对海国”和“一大国”不同，“对海国”和“一大国”中的“海”、“大”替换了音读表现的“对马国”、“一支国”。本来是“对马国”、“一支国（壱岐国）”，只替换了一个字。这种表记法是音读和训读的混合表现，可以考虑是中国独特的修辞方法。

《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迫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騊，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騊，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騊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文章末尾的“下句丽”是王莽对高句丽的卑下之语。这种表现与“对海国”、“一大国”是同种用法。“汉委奴国王”的“委奴”也是对“委（倭）人”的卑下之语，从音读记载变为训读记载，属于同样类型。

由此可以考虑，“对海国”和“一大国”是中国人的表达，不是倭人的表达。可以考虑的是，“对海国”是和朝鲜对峙之岛，兼有“对马国”之意的表达，“一大国”是“一支国”和兼有“大岛或者人口多之岛”的说法。“末芦国”后来的地名是“松浦”，这个“末”的吴音是[matsu]、[machi]两个读音。“侏儒国”、“黑齿国”不是音读而是训读。这样的各种表达可以看出记载的区别使用。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倭名的人名如下：“难升米”、“都市牛利”、“伊声耆”、“掖邪狗”、“载斯乌越”、“卑弥呼”、“壹与”等。其中“难”、“米”、“都”、“利”、“伊”、“斯”、“乌”、“卑”、“弥”、“与”，见于之后的万叶假名。这些都是倭语，被认为是来到倭国的中国官员记载的发音。

日本人的姓名何时形成还没有明确。例如，“都市牛利”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只记载“牛利”，所以“都市”是姓。也许是职掌名或者地名。“难升米”，“难”是姓，“升米”是名字，或者没有姓，“难升米”是名字，还不明确。“都市牛利”和“难升米”是当时的中国人使用汉字记载的姓名。笔者认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记载全部都是中国人书写的，因为是听了倭人的发音而写的，中国人记载的音读、训读必然会产生。“都市牛利”的“都市”不只是音读，是否包括训读还不能确定。

另外，还记载倭地名、职名的汉字音读。可以看出魏代把汉字作为假借的音读的应用方法已经完备。《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使用的“伊”、“乌”、“支（甲音ki）”、“吾（甲音go）”、“苏”、“多”、“奴（nu）”、“卑”、“不”、“马”、“母（mo）”、“利”等，之后的万叶假名也使用相同的发音。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邪马壹国”，可以认为是《后汉书》李贤注“邪摩惟”。“壹”的异体字“

”，小篆“

”，此字的“壶”字中有“吉”字。“

”充满吉善之气。《汉书》：“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对孔子憧憬的神仙之国的适当表现。之后的“邪马台（臺）国”的“台（臺）”也和“壹”同样包含“吉”字，带有中国风味。关于“壹国”的读法，“壹国”=“倭国”、“台（臺）国”=“大倭国”的表音一致，笔者认为正确。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后汉书·倭传》：“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武帝（前140-前87）在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置乐浪郡于朝鲜，日本列岛与汉的接触是从乐浪郡开始有了转机。“使驿”的“驿”是传送公文、往来官员住宿、换车马之地。与“使驿”近似之语有“使译”。“译”，《说文解字》三上“传译四夷之言者”，是翻译四方异族语言而传播之意。此文的“使驿”可以理解为包括“使译”之意。由此可知，在列岛的倭人当中也有能做中国官员的翻译人才。这样的人才大概是从中国、朝鲜来到列岛入籍的人。

日本人最初接触汉字始于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赐予倭国王“汉委奴国王”金印。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景初一年（238）、正始元年（240）、正始四年（243）、正始八年（247），倭国的使节往来于魏国首都洛阳、带方郡，因此自然可以接触中国文化、朝鲜文化中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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