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

铁剑的正面：“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矰多加利足尼。其児名

已加利获居。其子名多加披次获居。其矰名多沙鬼获居。其児名半

比。”

铁剑的背面：“其矰名加差披余。其児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炼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

“获加多支卤大王”读为“Wakatakeru”，一般说法以“大长谷若建名”（Oohatsusewakatakeru）称雄略天皇。古田武彦先生把“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读作“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把“斯鬼宫”视为枥木县大前神社石碑的“矶城宫”，把“加多支卤大王”视为住在关东之王。“矶城宫”离“稻荷山古坟”约20公里，埼玉县南边也有“志木”的地名。

稻荷山古坟铁剑的人名汉字和万叶假名的汉字读法对比，如下表。

“鬼”大体上是万叶假名的“まma”，没有确定。“鬼”的万叶假名是“まma”，“魔”的省略体，没有使用“きki”。因此，笔者认为“斯鬼”不读“しきshiki”，有可能读“しまshima”。

在此表中发现同音使用同样的汉字。标记○符号表示在后来的万叶假名中与稻荷山古坟铁剑中使用同样汉字的居多，这说明表音使用的汉字的选定在稻荷山古坟铁剑阶段几乎已经确定。《日本书纪·雄略天皇七年（463）》中“新汉”（新舶来人）记载“译语卯安那”舶来。把“译语”理解为与国外的翻译、公文的翻译之意的话，也可以考虑“译语卯安那”是携带字音表而舶来的。（岸俊男编《ことぼと文字日本の古代14》，中央公论社，1988年3月，第406页）不只是根据“译语卯安那”，相当于日语的“あいら之ぉaiueo”的音韵的汉字系列是那时引进的。

七、《隋书·倭国传》记载的“无文字，唯刻木结绳”

《隋书·倭国传》记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这是指佛教推广文字普及。佛教传来的同时，僧侣不读解经文佛教就不能得到普及。一般说来，与《隋书》编纂相关的魏征、长孙无忌、颜师古、孔颖达等当然知道梁朝《宋书夷蛮传》的倭王武的上表，不会有在倭国以前完全没有汉字的认识。但是《隋书》的“无文字……”说明汉字在倭国以前国家的官吏、一般人、倭国社会中作为交流工具没有使用。《隋书·倭国传》中多利思北孤的描写、十二等官位、五弦琴、阿苏山的记述等，整体的内容真实，《隋书》是根据来到倭国的隋使的见闻所写的内容，无疑表现了“无文字……始有文字”的记载也同样是隋使所见倭国的真实情况。

考虑倭国的汉字流入情况，最初作为和中国、朝鲜的交流工具，使用了汉字。日本制造之镜的相反文字如实反映了当时汉字的一般性普及程度的未成熟情况。《古事记》中有记载，应神天皇的时代王仁从百济把《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带到倭国，但是，因为《千字文》是南朝梁（502-549）的武帝命文官周兴嗣写的文章，与时代不相符，缺乏可靠性。倭国的汉字使用情况在佛教传入之前不断延续着。如果那个时代带来《千字文》的话，不是后世所说的《千字文》，可以解释为千字的汉字以什么标准汇集的书籍。

5世纪后半叶至6世纪前半叶，地方豪族中也推广了汉字。例如，稻荷山古坟铁剑、江田船山古坟太刀铭可以看出接受汉字的痕迹。江田船山古坟太刀铭可见太刀的制作者“张安”的记述，至此的汉字文章几乎都是出自从中国入籍的住在日本列岛的中国人、朝鲜人之手。笔者认为当时只有豪族、王族的周围使用汉字。为何有此想法呢？因为至那个时代包含倭语的金石文仅有少数，完全没有木简、册页、绢本等出土文物。作为生活工具使用汉字的习惯在考古学遗物中不被承认。看到视为盘井坟墓的岩户山古坟的石人石马、视为继体天皇坟墓的今城冢古坟的苍然排列的明器群，以石人石马、明器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从这些可以想象文字没有作为生活工具在社会普及。如果汉字普及的话，与周代同样的古坟中至少应该出土一些汉字数据。末期古坟中虽然王外围的一部分知道汉字，但是坟墓中没有放埋葬者的墓志铭，这是一个疑问，但也表现了对于汉字与我们现在观念的不同。7世纪末墓志铭的出土是在佛教传来以后，应该考虑是受到佛教和中国、朝鲜墓志铭的流行的影响。上述表现了日本列岛的汉字状况，可以认为是《隋书·倭国传》“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的记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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