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前的一天傍晚，在日本名张市的一个小村落，32位村民正在举杯畅饮。谁曾想到，在只进行完一轮干杯之后，席间的17名女士就出现中毒症状，随后5人当场死亡。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名张毒葡萄酒事件”。

    然而，就是这样一桩陈年旧案，在此后的近50年间不断演绎着新的故事。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死刑犯”奥西仍在不懈申诉。而4月6日，日本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不但令这桩50年前的投毒案重现再审曙光，而且可能就此打开日本司法史上对死刑再审已经关闭了30多年的那扇门……

    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日本名张市村落的葡萄酒投毒案件，因造成5死数伤而轰动一时，被称为“第二帝银事件”(帝银事件为战后发生的投毒抢劫银行案)。该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名张市民奥西因此被判死刑。但“死刑犯”奥西一直主张蒙冤，多次提出申诉均被驳回。在他第7次申诉时，由于出现关键证据，名古屋高等法院一度作出再审决定，不过在检方提出异议后，法院取消了再审决定，辩方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

    4月6日，日本最高法院取消了名古屋高等法院的不予再审的决定，最高法院虽没有直接批准再审，不过发回让地方高等法院重新审议，令此案几十年来首次向着再审迈出了一大步。对此，日本各大媒体都给予了广泛报道。

    因为日本的死刑制度是在执刑的当天通知受刑人，所以40余年来，奥西每天都在可能被执刑的煎熬中度过。奥西曾经说过，如果能证明清白，自己在获释后最想去泡温泉。如今身患癌症、已有84岁高龄的他终于看到了再审的曙光。然而，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奥西又能否如愿以偿呢？

    小村庄的投毒案

    60年代，三重县名张市的葛尾区只是一个百余人的小村落，村民们没有什么丰富的娱乐活动，聚餐成为不多的娱乐形式之一。1961年3月28日，在葛尾的公民馆内，当地的改善农村生活俱乐部“三奈会”召开一年一度的大会，晚8点开始举行会餐。

    参加会餐的共32人，其中有20位女宾客。第一轮干杯过后，17名女士开始出现中毒症状，5人先后当场死亡，另有12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由于会餐时男士喝清酒，女士喝葡萄酒，而所有男士和3名未饮酒的女士都没有出现症状，因此警方很快便将疑点聚焦在葡萄酒上。经化验，发现葡萄酒中含有有机磷农药。这就是日本轰动一时的“名张毒葡萄酒事件”。

    根据当时的报道，安静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记者蜂拥而至。面对舆论尽快找出真凶的要求，当地警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经过排查，警方将目标锁定在买酒、运酒的3个人身上，其中一人就是奥西。

    死亡的5人中有奥西的妻子和情人，警方认为“清算三角关系”可以视为作案动机，对奥西进行了重点突审。案发第二天，奥西开始接受调查，随后每天都被警车带到警署接受一整天的询问。4月1日，当奥西被送回家时，同行的警察也留在了奥西的家里，要求奥西上厕所时也不准关门，整晚处于监视之中。

    4月2日，警方对媒体公布奥西主张是妻子作案。可到了深夜，奥西“招供”，称“为了除掉妻子和情人，事先将农药灌在竹筒里，用报纸包好，在公民馆趁无人注意往葡萄酒中下了毒”。

    次日奥西被正式批捕，随后警方举行了记者会，奥西也到了记者会现场，还接受了采访，而这种嫌犯接受采访的情况十分罕见。短短3分钟的采访，还成了日后定罪的重要依据。采访中，奥西面对记者一直低着头，话不多，但是承认了罪行。他说，“自己的小小想法导致了这么大的事件，不知道该如何谢罪”，这句话被电视转播，报纸也广泛报道，似乎案情确实已经水落石出。

    据称，至今奥西还在后悔当时会见时的回答。在给法官的手记中，奥西称当时警察告诉他要想不连累家人，记者会见的时候就好好谢罪，当时说的话只不过是背的口供。

    由无罪转为死刑

    送交检方后，奥西推翻了以前的供述。但检方认为之前的供述具有可信性，因而提交诉讼。在随后的案件审理中，奥西始终坚持自己无罪。

    奥西是在案发当天下午5点后，将葡萄酒从“三奈会”会长家运到公民馆的。而在奥西被捕前的警方调查中，村民一致交待，葡萄酒是在下午3点钟从商店送到会长家的。这样从葡萄酒送到会长家到奥西运到公民馆之间，存在2个多小时的时间空白，这也就意味着，其他人同样存在作案时间。

    可是在奥西被捕后，村民中有的改口称“酒是5点前后才送到会长家的”，有的则模棱两可，称“不知道具体时间”。这样的证言，就等于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

    案情存在3个疑点：除是否只有奥西1人有作案时间外，另两个疑点是毒葡萄酒酒拴上的划痕是否是奥西供述的齿印，以及奥西的供述是否可信。此外，奥西称将装农药的竹筒在围炉上烧了，可是警方却并未发现竹筒的灰烬。奥西还称，他把农药瓶子丢到了河里，但经过打捞也未找到他所说的那个瓶子。

    1964年12月，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虽然没有否认奥西对警方口供的自主性，但是认为，奥西齿型鉴定可能存有出入，目击者证词前后存在矛盾很不自然，可能是受到警方诱导，因而作了无罪判决，奥西被当庭释放。检方随即向名古屋高等法院提出抗诉。

    奥西被捕后，村民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被捕初期，村民觉得凶手落网，心中石头落地，呼吁对奥西家人多进行关照。奥西翻供后，相当于对外宣称村中百十人中的某人是凶手，村民对奥西家人的态度也随之一变，开始集体孤立奥西家人，甚至还向其家中扔石头。在这种情况下，奥西一家不得不搬走，即便如此，在他们搬走后，家族的墓地也被人破坏。

    经过近5年的二审，名古屋高等法院对证据作出了与地方法院截然不同的认定。1969年9月二审判决，认定奥西杀人和杀人未遂罪名成立，判处死刑。法院采信了奥西最初的口供，并认为酒拴划痕即奥西齿痕的鉴定结果可信。在是否只有奥西具有犯罪时间的问题上，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辩论。法院最终认为，村民证言前后不一致，只是因为记忆上存在偏差。

    在随后的40余年间，包括受理申述在内，参加审理此案的法官达50名之多。NHK电视台曾就村民证言问题采访过其中一名法官。该法官认为，村民在对时间的记忆上存在偏差，互相提醒确认后，纠正了偏差，没有什么不自然的。这是二审后法官的普遍观点。

    二审判决后，奥西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7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判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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