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大半国土沦于敌手，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一度迎来经济和文化上的畸形繁荣。1941年4月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在劫难逃，大批中国文化人逃往内陆，而北大、清华和南开也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为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不遗余力。

这是一个民族最沉重的回忆，这是一段悲壮激昂的历史，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年之际，让我们放大历史细节，亲历风云突变之际中国文化人的悲欢离合。

上海租界：

“孤岛”内电影公司达20多家，4年拍摄200多部影片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抗战八年，上海也沦陷了八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在浦东成立了伪政权“大道市政府”。日军盗用中国经典《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章句，想树立自己“亲善”的形象，但上海市民将其读成“大盗政府”。

抗战爆发前，上海本是全国最大的米粮消费和集散地，日军占领后实行米粮管制，1939年8月上海的米价从每担十四元涨到四十二元。当时，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曾拍摄了讽刺现实的“王先生”系列电影，第一部就叫《王先生吃饭难》。对于当时市面上出现的抢米风潮，一篇文章这样记述：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成群结队地抢劫米店和运米车，而这造成了当时独特的“扫米”景观，抢米现场散落的米粒，成为许多人搜寻的目标，他们拿着扫帚在路边仔细清扫，这些米粒就是他们晚上的饭食。

1941年12月前，由于日本与英美等国尚未交战，日本占领的只有南市、闸北、虹口、浦东等“中国地界”，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在沪外国侨民和中国百姓的避难所，一位作家在文章中把租界比做大海中的小岛，“孤岛”便成为当时上海租界的代名词。由于“孤岛”内的局势相对安定，加上难民涌入，人口激增，市面兴旺，经济上竟出现了畸形的繁荣，1937年公共租界的工厂只有四百多家，到1938年，增至四千七百多家，商行则从1937年的二百一十三户，增加到1941年的六百一十三户。

经济的畸形繁荣，更带来了“孤岛”文化的畸形兴旺，当时上海租界内集中了全国最多的电影院、舞厅、咖啡馆、游艺场、戏院等娱乐场所，上海《申报》曾刊登一位南洋侨胞的文章，这样写道：对于上海，感觉着无限失望和诅咒，酒店舞厅，触目皆是，其穷奢极侈之程度实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仅见。

当时，“孤岛”内的电影制片公司多达二十多家，从1937年到1941年，这些电影公司共摄制了近二百五十部影片，有古装片、时装社会片、侦探恐怖片，大多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迷茫和不满。当时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孤岛”的地位和身份是尴尬的，不亚于在夹缝中生存的困难，许多那时候的事情是暧昧的，充满纠葛的，难以说清的。可是，有一点毕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整个“孤岛”时期，没有出现一部宣扬“汉奸意识”的影片。

离乱年代人们更喜乡音，由于大量江浙人涌入，江南地方戏也在上海异军突起，其中尤以越剧为最。当时，租界内的“绍兴八邑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引进越剧戏班，组织会串演出，一些浙江籍工商界人士也捐钱建戏院，他们的太太则捧红了不少越剧名优。上海《申报》刊登“梅花馆主”评论女子越剧的文章这样写道：今则人才济济，声势浩大，在各种地方杂剧中，居然有独着先鞭之势。

比电影和戏剧更热闹的是租界内的“洋旗报”，所谓“洋旗报”是上海报人为躲避日军的新闻检查，以外国人名义创办的报纸，其中《文汇报》以英商名义出版，《申报》则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出版，名医陈存仁这样回忆：日本人对租界当局还相当尊重，轻易也不到租界上来横行不法，所以租界上的华文报纸，论调始终是坚决抗日，对汉奸毫不留情地大张挞伐，因此报纸的销数就越来越大，日本军部也办了一张华文报纸，因为当时上海有两大华文报纸，一张是《新闻报》，另一张是《申报》，他们就以这两张报纸的名字各取一字，名为《新申报》，可是销路不出虹口，只有少数小汉奸，拿着报纸到人家拍门而入，硬销一份而已。

由于《洋旗报》大多宣传抗日，一些从业人员便成了日军的眼中钉，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一书中记载，当时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开了一张八十三人的黑名单，半数是“孤岛”的新闻记者，每个名字下都表明一个“死”字，持志中学教员胡道静后来到《中美日报》工作，他回忆说：在“孤岛”搞抗日新闻工作是有危险的，因为即使是在租界，也随时有遭到敌伪绑架、暗杀的可能，如果听到有什么风声，我的办法就是加快搬家。后来，由于搬家的次数多了，连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搬了几次家，住过哪些地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向美、英宣战，日军也堂而皇之地开进了上海租界，一些英美侨民被投入集中营，“孤岛”消失了，上海市民失去了最后的避难所。曾在铁路沿线谋生的天津老作家阿凤记得，那时物资不足，别说中国人，连一些日本铁路员工也节衣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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