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日本接触最多的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国家政治在军人的操纵下走向登峰造极的时期。对外，扩张加剧，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发展到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对内，推行“铁血”政治，血腥镇压反战力量，对不同政见者实施恐怖暗杀。1927年4月，日本军阀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内政形态进入恐怖化阶段。“日本陆军部的人事局局长也是一个中将……他在他办公的屋子(里)，一个日本的中校，拿出剑来把他刺死了。……日本军人狂妄到什么程度，他(是)很有地位的人，等于咱们国防部一个次长一样。这个人很好，很稳健的。大概也是与中日关系有关系。”“他把自己的长官都给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他对国内如此，那对国外他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日本军人的狂妄将日本极端政治的残酷性发展到极至，对内部不同政见者的恐怖，对邻国的凌辱，内外两条线平行恣肆、互相映衬、内外相促，使日本政治的极端性统一于一个整体，发展到了极限。

随着军人在国家中地位的上升，日本军队的数量直线上升，庞大的军事开支超出了国家所能负担的能力。20世纪20年代末，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日本也遭遇“昭和恐慌”。时任内阁陆相的宇垣一成，顺势以裁军为名，实行“以质量换数量”的假裁军，组织退伍军人训练在校学生及社会青年，将日本引向了社会控制军事化的“总体战”体制。张学良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日本没有老百姓，都是军人，到了年龄就是预备军人，往上去就征兵到了军队了，到军队当上两年，下来以后就叫后备军人。从预备军人开始时就受军人训练了，所以日本(国民)都是军人。”“整个国民都在军人手里。”宇垣裁军实际上是日本政体走向军事独裁化的重要步骤。

在一般人眼里，人们看到的是：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仅用不到50年的时间，就在世界的东方堆砌起了一个足以威胁整个亚洲的金字塔帝国，整座金字塔放射出一种刺眼的、令人生畏的极端色彩。张学良透过高耸的塔身和极端的色彩，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内部结构，敏锐地发现，这座金字塔的塔尖是至高无上的天皇，塔基是已经军事化的国民，塔身是一群狂妄的军人，并看到整座金字塔被一部扭曲了的宪法紧箍着。由于极端被宪法包装着，既增强了其结构的稳固性，又增强了其欺骗性，致使其耸而不折，极而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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