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狂妄：可恨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大潮冲击下，一些日本政治家对本国地理、资源上的自卑情绪演变成急于改变劣势的自补自救的心理，而自补自救心理的超常膨胀，催生出自补式的内部“强军”和外补式掠夺的疯狂。两种疯狂给日本带来的物质上的“狂喜”，诱发原有政治理念上的极端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裂变，并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国家机体的变化首先使国家机器变成了战争的发动机，日本的独裁者在隆隆作响的战争马达声中，彻底失去了理性。在失去理性的政权操纵下，军人将对内恐怖扩展和放大到整个占领区域，其野蛮性暴露无遗。

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划归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人不能过南满铁路，“抓住你，就把你塞到火车里，给你烧死”。等地方政府和日本人办好交涉手续，领人时，“他们已经死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啊。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铁路沿线30里都不允许中国人接近。”南满铁路如同穿行在东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国”，专门吞噬中国人血汗。

“蛇形王国”再毒，总还有一个长度和宽度，中国人“不能靠近，还可以躲”，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人在东北有商租权、杂居权，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比“蛇形王国”更加恶毒。“我年轻时吐血，身体不好，有病。”“我当时很悲观吶，不但对我自己的事情悲观，东北呀，二十一条啊。”

“二十一条”何以对张学良刺激如此之深?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在《炸死张作霖前后》一文中说：“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政府“给我一个训令：‘发生战争时，俘虏张锡鉴’”。张锡鉴当时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为了在战争发生的第一时间内俘虏张，训令要求：“贵官应该搬进张锡鉴家。”张问：“你是来干什么的?”“一交战，我就要俘虏你。”町野在中国做了14年顾问，给张作霖做了11年，町野自己说，张作霖身边的人“目睹我有如张作霖之头子”。日本顾问町野是这样，土肥原也是这样。一提起土肥原，张学良愤恨不已：“他这个家伙坏透了。”“我后来跟他闹翻了，他说你没有换我的权力。我是没换他的权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说话的权力吧!我当着特务长官的面，告诉我的门房说，土肥原顾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不见。”

日本顾问是日本以强凌弱的缩影，张学良通过日本顾问的所作所为更加看清了日本的强盗本质。

一个国家在别国的土地上采取恐怖袭击的手段炸死该国最高领导级人物，这不仅仅是不聪明之举，实在是野蛮到了极点。而张学良只说是不聪明、看事情狭窄，这恐怕是只有千年文明大国熏陶出来的人才有的超级雅量和胸怀。但这绝不是张学良的糊涂和懦弱，而是一种清醒和坚强。张学良认为日本炸死他父亲，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岛国因无法理解一个大国国情所作出的错误判断而采取的极端恐怖;是一个强盗国家依据已经过时的“行抢”经验炮制出来的愚蠢。日本要在中国寻找傀儡，对傀儡的第一要求是唯日本是从，不从则杀。“日本那些少壮派的人感觉我父亲不听话，不给他做傀儡。”“日本人那时很糊涂，太笨，我父亲那时也是一心想合作，但你这个合作条件太苛刻。”日本人认为炸死了张作霖，东北就归张学良了，张学良年轻好摆弄。“我说日本人不聪明……你把我父亲炸死了，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合作?……所以我认为日本人把事情看得很狭窄。”日本以为中国还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没有看到中国人正在觉醒。“日本完全把中国判断错误了，我跟日本人说，你们完全把中国那个时代的人看得好像是倒退50年、100年那时候，好像吓唬前清时那些人，中国人那时候都差不多觉醒了，我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没弄清楚。”

1927年4月，田中内阁成立，明确提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实施对中国步步紧逼政策。“那时我跟日本人说，我们情愿当个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文人拿不到太大权，日本军人实在不懂外交政治。”“那时南满铁路、旅大到期了，因为交还，我们事前去谈一谈这个事情。我当时就划一个政策……主权是我中国的，我收回。”“结果他们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他说，我们日本有句古话‘城是箭射来的，你要用箭射回去’，这意思就是我武力拿来的，你说那些条件都没有用，你也要用武力拿回去。”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失去理性，国必亡。张学良既是日本失去理性的目击者，也是受害人。因此，他在晚年，用宗教式的语言发出感叹：“日本这个国家没有亡啊，真是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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