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华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日本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便形成了它基本的特点，这便是使用木构架，通透轻盈。这些特点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和南洋各地的影响下形成的，也是因为日本岛屿上盛产木材的缘故。

　　后来，中国的影响显著地占了主导地位，木构架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结构，甚至也有斗拱。它们平行排架，因此空间布局便也以“间”为基本单元，几个间并肩联排，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一切特点，包括曲面屋顶，飞檐翼角和各种细节，如鸱吻、槅扇等等。于是，大致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隶属于中国建筑体系。

　　但是，日本建筑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很有创造性，尤其是它们的美学特征。除早期的神社外，日本古代的都城格局、大型的庙宇和宫殿等等，比较恪守中国型制，而住宅到后来则几乎完全摆脱了中国影响而自成一格，结构方法、空间布局、装饰、艺术风格等等都与中国住宅大异其趣。茶室、数寄屋之类，可以说完全是日本建筑的独创了。它们的美学特征是非常平易亲切，富有人情味。尺度小，设计得细致而朴素，精巧而素雅。日本建筑重视也擅长于呈现材料、构造和功能性因素的天然丽质。草、木、竹、石，甚至麻布、纸张，都被利用得恰到好处。

　　不过，有些时期，在有些方面，日本建筑却是很夸张的。例如伸展得很远的飘檐，硕大的斗拱，过于华丽的装饰，园林中的枯山水等，甚至对自然形态的术石的爱好，也会偏执得落于矫揉造作。

　　在将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建筑一直保持着和中国建筑的联系，不断响应着中国建筑的变化。因为它所联系的，在后期主要是中国南方的民间建筑，所以它能保持自由活泼、生活气息浓郁的性格。


　　日本建筑中最有特色的是神社，遍布全国，约有十余万所，建造年代从古迄今未尝中辍。早期神社，模仿当时比较讲究的居住建筑，因为在观念上，神社是神灵的住宅，而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生活去揣摩神灵的生活，而且，建筑学当时也远远没有达到专为神灵别创一种神社型制的水平。因此，这些早期神社贴近朴实的人民生活，它们的建筑风格，可以代表日本建筑的基本气质。

　　神社是日本固有的神道敦的崇祀建筑，始于原史时期。神道教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民俗神道三系，以神社神道为主流，存在至今。神社神道尊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为主神。奉行政教合一，神化天皇世系，以8世纪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世纪》为经典。主要内容是说从第一代神武天皇起历代天皇们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他们统一了日本诸岛，有天然的不可争辩的统治权。

　　神道教认为，人性神圣，人的人格和生活应该受到尊重。人对社会负责，有承先启后的天职。提倡以“真”为人生基本态度，从“真”可以衍生出“忠、孝、仁、信”各种美德。

　　神道教的礼拜不固定日期，可以随时参拜神社，也可以初一、十五或祭日参拜。虔诚的人也有每天早晨参拜的。日本住宅里有天照大神和保护神的神龛，也有佛龛、祖先龛。主要的节日有春、秋两祭和例祭。春祭为祈年祭，秋祭为新尝祭。例祭也叫年祭，举行神幸式，信徒们肩抬神舆游行。

　　神社纵深布局，富有层次，入口处有一座牌坊，一根大木横架在一对柱子上，两端左右伸出，有些在稍低一点的位置再横架一根木枋子，这牌坊叫做“鸟居”。进了牌坊，沿正道往前走，到达“净盆”，参拜者洗手漱口再走向本殿。本殿里供奉神的象征物，一般是神镜、木偶像、“丛云剑”等。它们代表神体，叫做“御灵代”，被精心包裹着，参拜者看不到。只有大祀官可以走到本殿的最里面。

　　日本最神圣的神社是伊势神宫，位于三重市的海滨密林里，那里本是一块圣地。它分为内外两宫，内宫称“皇大神宫”，祭祀天照大神，大约建于公元纪元前不久。外宫大约晚于内宫500年，称“丰受大神宫”，丰受大神专司保护天照大神的食物。内外宫形式大体相同，公元7世纪的天武天皇（673—685年在位）确立制度，每隔20年依原式重建一次，所以现在的建筑并非早期原物，不过基本保存了原样而已。为了避免重建时无处奉祀、参拜，内外宫都有并肩两个场地，轮流建神社、拆神社。

　　内外宫相距不远，都是以“本宫”为中心的小建筑群，地段为长方形，外面围一圈栅栏。本宫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式样为“神明造”。下面有高高的木架形成平台，叫“高床”，周围设高栏。除中央间的门户外，墙壁全用厚木板水平叠成，两坡顶，覆茅草，厚约30厘米，松软而富弹性。屋脊是一块通长的木料，架在山墙外侧正中的柱子上。屋脊上钉“甲板”，在两面山墙挑出很多。脊上有10根前后水平出挑的“坚鱼木”，博风板在脊下交叉而向上高高斜出成“千木”。每块博风上端各平出细木条四根，叫“鞭挂”。甲板、坚鱼木、千木和鞭挂，都是从结构构件演化而来的，加以夸张，变成很有艺术表现力的装饰性构件。

　　它们和高床、高栏一起，使本宫充满了虚实、光影和形体的对比，显得极其空灵轻巧。它们朝不同的方向伸出，小小的本宫呈现出一种外向放射的性格。

　　神宫的细节处理非常精致。坚鱼木呈梭形、柱身顶端卷杀，鞭挂截面原是方的，却在前端渐变为圆的。它们使简洁方正的神宫柔和丰润起来，更有生气，更有人性。坚鱼木两端、千木上、门扉上甚至地板上，恰当地装饰了一些镂花的金叶子，给温雅的素色白木和茅草点染上高贵的光泽。黄金和素木茅草相辉映，既朴实又华丽，足见审美力的敏锐和思想的通脱。场地上浮铺一层卵石，松散的，它们把建筑物衬托得更精美。


　　飞鸟时代（552—645），日本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为巩固封建制度和统一的专制国家，日本大量吸收中国封建朝廷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佛教便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起初受到神道教传统的抵制，587年，在皇位继承斗争中获胜的苏我氏支持佛教。604年，圣德太子正式信奉佛教，30年内建成了46座佛寺。中国佛教建筑也从朝鲜传入日本。

　　公元588年，朝鲜的百济国王送了几个寺工、瓦工、露盘工到日本，带来了佛殿模型，帮助建造佛寺。7世纪初，继续有百济工匠来到日本，稍后便有了直接来自中国的工匠。百济和中国工匠奠定了日本佛教建筑的基本特点，也就是当时中国佛教建筑的基本特点。主要的是：第一，使用了平行梁架的木结构系统，包括斗拱；第二，以“间”为空间单元并以间的并联组成建筑的内部空间；第三是引进了内向的院落式布局和对称轴线；第四是建筑的形式、风格；第五，则是佛寺的布局方式和建筑类型，如塔。前面四个特点，不仅仅限于佛寺建筑，而是对日本的各种建筑都有根本的意义，日本建筑中国化了。

　　圣德太子于公元607年在奈良附近兴建了第一座大型寺院法隆寺。670年失火，以后又重建。739年建了东院。法隆寺的主体是一个“凸”字形的院子，四周环以廊庑。前有天王殿，后有大讲堂，讲堂两侧分立经楼和钟楼，都和廊庑相接。大讲堂之前，院落中央，分列于轴线左右两侧的是金堂和五重塔。这种布局后来叫“唐式”，可能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或者北魏末年的式样。金堂两层，底层面阔5间，进深4间（18.36米×15.18米），二层各减一间。歇山顶，有斗拱，形式还不十分严格，用云拱和云斗。柱子卷杀而成梭柱，但不用虹梁。下层柱只高4.5米，而出檐竟达5.6米，十分夸张。二层檐柱落在底层的金柱之上，收缩很大，更显得出檐飘洒深远。五重塔建于672—685年间，自底层至四层，都是三间见方，第五层为2间。底层面阔10.84米，柱高3米多，工层柱高只有1.4米。但出檐很大，底层出4.2米之多。所以它仿佛就是五层层顶的重叠，非常俊逸。塔也用斗拱，和金堂的相似，有云拱和云斗，这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做怯。用单拱而不用重拱，用偷心造而不用计心造，这些都成了以后日本斗拱的重要特点。塔内有中心柱，由地平直贯宝顶。塔总高32.5米，其中相轮高9米。

　　东院里有一座八角形的梦殿和一座传陆殿，都是初建时候的原物。那时候日本已经有了第一个固定的国都，奈良。

　　以奈良为国都的时代（710—794）叫奈良时代，当时正值中国的盛唐，日本大规模地全面地引进中国文化。

　　采用汉字，学习书法和绘画，编史书，写中国式的格律诗。按照唐朝的律法制定法典，正式使用“天皇”命号。中央政府在这时完全形成，仿唐制设各部机构。疆域扩大到九州南部和本州北部，修建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短短的奈良时代是日本文化昌盛繁荣的时期。

　　奈良古都叫平城京，完全模仿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因为立佛教为国教，在奈良建造了一批很重要的庙宇，其中最有意义的一座是中国东渡高僧鉴真和尚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759年建造）。鉴真和尚在日本宏扬律宗，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总院。造寺的工匠有一些是鉴真和尚从中国带去的。唐招提寺只剩金堂、讲堂和东塔是初建时的原物。金堂面阔7间，约28.18米长，进深4间，约16.81米。开间尺寸由明间向两侧递减，中央五开间设槅扇门，尽间只设槅扇窗。柱头有斗拱，补间只有斗子蜀柱。柱头斗拱为六铺作，双抄单下昂，单拱，偷心造。梁、枋、斗拱都有彩画，柱子漆红色。拱眼壁和垫板全部粉白，把承重构件鲜明地衬托出来，显得结构条理清晰，逻辑性很强。屋顶是四注式，经过改造，坡度比原来的陡一些。内部中央供奉卢舍那佛，两侧是药师佛和千手观音，靠山墙则有四天王。御影堂里供奉鉴真坐像，是日本最杰出的干漆木雕像之一。这座金堂可以作为中国唐代纪念性建筑的代表，风格雍容大方，端庄平和。


　　公元784年，为了避免奈良日益强大的佛教势力对政事的干涉，桓武天皇决定迁都，793年，着手建设平安京，这就是后来的京都。794—1185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像奈良的平城京一样，平安京的格局也模仿唐长安，规模与平城京相近而略大一点。

　　9世纪之后，由于封建关系进一步发展，地方的割据势力跋雇，庄园扩大而侵占了公田。天皇的权力衰落，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政体逐渐瓦解，政权落在大贵族手里，终于导致1086年白河天皇退位，实行“院政”。

　　随着地方割据势力崛起，佛教不再是国教，古代的神道教重新恢复了影响，并且渗透到佛教里去，佛教世俗化了，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可以饮酒吃肉，因此佛教更加普及了。

　　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11世纪，贵族社会到了全盛时期，王公贵族、豪门强宗的生活更加廉烂，纵欲无度。他们大量兴建邸宅、别业等等，并在邸宅和别业里建造佛寺，或者如中国的习惯，舍宅为寺。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文化强化了本民族的特色，大约在10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的建筑也本土化了，而且趋向奢华。不过，并没有摆脱中国建筑的影响，相反，还在不断地汲收中国建筑的成就，并且响应着中国建筑的变化。

　　这时候，邸宅建筑产生了一种新型制，便是一正两厢，用廊子连接，前面往往有个水池，称为“寝殿造”。佛寺也采用了这种型制，寝殿造佛寺最重要的代表是平等院凤凰堂，在宇治市。平等院本是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太政大臣藤原道长的别业，1052年改造为佛寺，寺的主要建筑是凤凰堂。恣肆放纵的贵族不敢忘记他们的归宿，但他们用他们的世界观来了解归宿。在他们中间兴起了“净土”信仰，认为只要聚众念经，就可以超脱现世的“秽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种信仰便是佛教的净土宗，主祀阿弥陀佛。邸宅和别业里纷纷建造阿弥陀堂，召集和尚们敲响钟磐木鱼，诵读经文。他们用贵重材料，甚至珠宝，装饰阿弥陀堂，板障上和门扇上画着极乐世界的旖旎风光。这些阿弥陀堂是当时日本建筑和工艺的最高成就。但它们往往过于花巧繁缛，洋溢着贵族趣味，同崇尚质朴自然的民间建筑传统尖锐地对立起来。凤凰堂就是这样一座阿弥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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