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三晋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作为继孔孟之后的儒家第三位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在华夏，且在东亚汉文化圈都是极其深远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日本从江户时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冲突中，经历了思想上百家争鸣的繁荣阶段。其间，尤其是独具特色的荀子哲学思想，在日本近代化的启蒙期和快速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性影响。

　　“荀子启蒙了荻生徂徕，而荻生徂徕开启了日本近代化的大门。”这是日本学界的公论。那么，荀子思想何以获此殊荣并备受推崇呢？

　　荻生徂徕（1666—1728）是日本江户中期的儒学家，名双松，字茂卿，号徂徕。因祖上属物部氏，他又仿中国姓名自称“物茂卿”，据说是取“荀卿”之“卿”，可见其对荀子之崇拜。而其号“徂徕”，则典出于中国山东的“徂徕山”，亦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仰慕。

　　徂徕在50岁之前，是宋朱理学的坚定追随者，直到接触到明代学者李攀龙和王世贞的古典文学著作，才放弃宋理学，开始研读先秦原典，并在文学上提倡“古文辞”（即中国先秦语言和文体）。这种转变最终使他发展为对朱子学说的批判者。他遍读先秦原典，著书立说，可谓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他的学说很流行，据记载曾“风靡一世”，在其没后更甚，“世人喜习其说信可谓如狂”。在日本学界，一般认为徂徕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思想体系中所蕴涵的早期近代化要素，徂徕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外，荻生徂徕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人情”“人欲”，他认为“人情”即人的实情，是人在没有任何价值附加时的真实存在状态。由于“人情”往往表现为“人欲”，而“人欲”和“人情”均不可能没有。所以他批判宋学道：“程、朱乃言"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岂不妄哉？”理想的政治应该是“道”合乎“人情”，而不是让人情都合乎“道”。当然，荻生徂徕这种重视人情、人欲，重视人个性的早期近代化特质的形成，也和他跟随父亲被贬离开江户（东京）后深入民间的生活体验有关。他从“人情论”视角来看问题,并用中国古代的一些观念来支持人们追求富有的观念和行为。他说：“夫治天下，先丰而富之，方谓根本。管仲有言："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亦云："富而后教"……善治国者，自古以然。”而这种重视“人情”重视“实利”的思想则亦与近代化理念是一致的。难怪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在读了《徂徕集》后感叹道：“空理无益于日用，礼乐可贵，人情不可舍也。”意指宋理学虚空无用，荀子所言“礼乐”是很重要的。

　　荻生徂徕在人性论上极力反对荀子“性恶”说，而在政治理论上却赞赏和继承荀子“礼”之论。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原则要靠“礼”来维系而不是靠“心”。他说，若“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而切实有效的管理手段只有靠“礼乐刑政”。“礼乐者，德之则也。故舍礼乐而语规矩者，无寸之尺，无星之秤耳。”“礼乐之于治天下也，至要至切。莫有复过此者焉。”主张以“礼乐”治天下，这正是荀子所一再强调的。由此看来，荻生徂徕真正的理论导师的确是荀子。

　　徂徕继承和吸收荀学之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他在对子思、孟子的批判上赞同荀子的看法，认为子思、孟子的学说违反了先王、孔子之道，否认其为先王、孔子的继承人。其二，在礼乐的提倡上认为在中国礼乐两种文化早已出现，并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强调礼所具有的养德作用上也与荀子一致。其三，在人的个性的重视上，他认为荀子已经看到了人们所具有贤、智、辩、察等能力之不同，注意到了人的个性差异。其四，在“道”的创建上徂徕赞同荀子“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礼义生而制法度”的“圣人制道”观，认为这也是荀子的卓见。总之，荻生徂徕在继承荀子学说的基础上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加之其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再传弟子海保青陵（1755-1817）等徂徕学传人的弘扬发展，使其流派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