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交前两国的基本概况 

 杨坚在公元五八一年建立隋朝，结束将近二个半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中国统一。隋的第一代统治者文帝杨坚深知，如不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停滞、商业凋敝、人民穷困，国力衰微的局面就不能改变，从而自己的政权就难以巩固。所以，他较为坚决地整顿和重新制定各项政策与制度。这些措施缓和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矛盾，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顺畅；客观上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例如建桥和造船等技术发展比较快。当时已能建造船高五十余尺，长二百余尺、容纳八百多人的大战船。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隋的文化也开始繁荣，文、史、儒学、天文和医学都有较快的发展。佛教的兴盛尤其突出。隋文帝杨坚相信佛教，并借助政权力量加以提倡，使佛教得到迅速发展。民间流传的佛经卷数，超过儒家经典百倍，这点足以说明佛教传播的广度。 

    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促进对外关系的发展。隋朝的对外关系主要表现为：(一)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二)对外扩张战争。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掀起了对高丽的扩张战争。隋对高丽的扩张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即大和国)的注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 

 倭国(即大和国)自倭王武以后，政治经济有迅速的发展，至崇峻帝执政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其他矛盾逐渐激化。支持倭王政权的畿内(臣；连等)和地方(直、首等)大豪族，随同王权实力的增长，自己的实力也得到加强。他们根据自己的实力，程度不同地兼并土地，扩大田庄数量，增加私有部民，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弱小家族的土地和部民被兼并，甚至连倭王的土地和部民也受到蚕食。倭王在反对大家族侵占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在努力增加屯仓(土地)、名代(王妃的部民)、子代(王子的部民)的数量。全国各地，尤其东部地方，倭王的屯仓、名代、子代等数量有迅速增加，形成倭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可靠基地。 

 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倭王，力图加强政权的控制能力。侯王开始任用官吏取代大豪族掌管各种技术工匠的生产，从此，逐渐形成官司制度和国造制度。王权的增强和豪族反王权的斗争，使当时的矛盾激化。代表新兴势力的大豪族苏我氏，凭借王权，以武力消灭物部氏，独揽朝政。这又引起倭王与苏我氏间的权力斗争。苏我氏以其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毫无顾忌地派人刺杀了反对他的崇峻帝，另立推古女帝。公元五九三年推古女帝即位，立厩户王子(即圣德太子)为太子，并摄政。厩户太子摄政时，虽受到苏我氏的掣肘，但仍实行许多有利于加强王权的政策。诸如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度，制定宪法十七条，实行历法，编纂国史，开展对南部朝鲜半岛各国的对外关系等等。其中尤需特别指出的是，实行崇佛政策。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受到大豪族苏我氏的支持，不仅迅速遍及全国，而且成为日本佛教与政治相结合的起点。日本佛教的盛行，对中国译刻的佛经、中国佛像铸制工艺、建寺工程及工艺等的需求，突出起来。加之，自隋文帝时起延长至炀帝时代的断续的对高丽的扩张战争，强烈地冲击着与朝鲜半岛南部各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倭王政权。摄政的厩户太子改变以前几代倭王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作法，开始派出使节赴隋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二、隋日建立外交关系 

    日本推古帝八年(公元600年)，摄政厩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进行外交联系。据《隋书》倭国传载：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闭。 

    《隋书》没有记述倭王所遣使节的名字，遣使的目的以及所贡方物内容。但是，隋文帝对近百年未曾朝贡的倭国颇感兴趣，特命隋吏去倭使处了解倭国情况。当文帝听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末明时听政，咖跌坐，日出便停止理务，云：倭(委)我弟”的汇报时，认为极无道理，竟然“训令改之”。倭国使节在隋了解到，文帝已革除北周武帝毁佛政策，正致力于提倡佛教，这与倭国的崇佛政策极其相近。因此当倭使回国向摄政厩户太子汇报后，厩户太子遂决定再次遣使入隋，以求佛经佛法的名义，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译员鞍作福利等组成第二次赴隋使节团，携带侯王国书，启程赴隋。 

    这个使节团是经过摄政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精心挑选委任的。小野妹子是大和地方的贵族，与倭王有亲属关系。鞍作福利是归化汉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坚贵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时代，迁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带。后来，鞍作氏与苏我氏发生关系，曾被苏我氏称作鞍作臣，表明其相互关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飞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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