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记载，崖山海战，十万民众随宋末帝投海自尽。南宋鼎盛时，全国总人口八千余万、迫近一亿大关。在被蒙古人进来时，这个庞大族群在被描述为任人切剁的“土豆”，全国各处都有张弘范（跟随蒙古军队灭宋的汉人带路党）。

而另一方面，在这场东方历史“华夷之变”中，中国的一些“东洋邻国”却未被“殃及鱼池”，甚至有着不俗的表现。

13世纪下半叶，蒙古大军在平定中国之后，对日本发动过两次征服战役。第一次交战是在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蒙古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面对第一次“蒙古远征军来袭”，日本举国参战，武士和民兵都投入战争中，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擅长骑射的蒙古兵在擅长肉搏战的日本人面前遭到重创，顽强的日本民兵成功地阻止了蒙古军的推进。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尤为英勇，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阵冲击敌人，与敌军贴身近战，使蒙古人的弓箭优势失效。蒙古军折损大半后无力继续守住阵地，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鲜的路上，蒙古的舰队遭风暴袭击。

第一次伐日虽然失败，但是忽必烈不肯轻易罢休，尤其完全征服了中国、得到东方最富饶的大陆后，不免得陇望蜀、再起盗心，于是对日本发动第二次海战。此战忽必烈投入的参战人员是第一次战的十倍，但是依然没有捞到半点便宜，最后再次被伙同“神风”的日本武士和民兵打败。

两次伐日皆北，蒙古人在东洋第一次遇到了勇气不逊于自己的对手。遭到13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军团侵袭，但日本却没有像宋中国那样一败涂地，而是最终击溃了侵略者。除了地理优势外，同仇敌忾不出叛将、全民皆兵铁血抗敌也是要因之一。

相似的情况在越南也曾呈现。

在征服欧亚大陆过程中，蒙古军三度征伐安南，1258年初元朝大将兀良哈台一度攻陷安南都城升龙（河内），1285年脱欢再占升龙。但是，越南人在陈朝宗室、“兴道大王”陈国峻的带领下，奋起反抗，他们人人手臂上刺着“杀鞑”二字，夺回升龙。随即全境反攻，杀退来犯之敌。

忽必烈大怒，此时他正在组织战船进攻日本，遭遇“神风”。蒙古军不败神话竟然被岛国日本、小小越南打破，于是他停止进攻日本，再派脱欢率10万大军攻安南。陈国峻以“游击战”切断元军的水路补给，利用涨潮而进攻，退潮则退走，并实施“木桩战术”创造了以弱敌强、以小胜大的战争奇迹——俘获元军400余艘战船，生擒主将乌马儿。

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中国大陆和莫斯科公国都被蒙古帝国吞并。然而，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却在小小越南吃了败仗。忽必烈死后，蒙古大军再也没敢侵略安南。

同一地域，相近文化，却没有促成完全一样的抗战结果，这是为什么？

在古代，越南比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要近——或为中国的藩属国，或为中国一部分。两国的文化有不少大同小异之处，越南的主体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深影响。然而，同一地域，相近文化，却没有促成完全一样的民风。纵观历史上两国民间的表现，越南、日本民风明显比中国彪悍。

众所周知，推崇“尚德抑武”的儒家文化是偏软的。而虽然受到两千年儒家文化影响，但日本、越南仍然长期保有“强悍、尚武、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传统。那么，这种民风传统是怎么形成和保留的？

这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独存的文化背景有关。

从生存环境而言，日本和越南虽然不是“草原部落”，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生存厮杀争斗激烈程度不亚于草原部落。

由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战争频繁，内外纷争不断，这些国家的历史烽烟不断，几乎就是一部充满战争的历史，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战斗英雄。对于历史上勇猛善战的英雄人物，他们特别崇敬。由此形成了特有的“武士文化”、“战斗文化”。

譬如抗蒙“兴道大王”陈国峻，就被誉为民族英雄，越南南北处处有“兴道大王”庙宇祭祀，香火千百年来不断。越南人对英雄人物的顶礼膜拜以及英雄文化的传统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越南历史学家曾说：“越南民族的传统，历来是全民皆兵。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一旦需要扛起枪就能上战场进行战斗。”生活中，他们是知礼谦和的普通百姓，而在战场上，他们绝对是可怕而难缠的斗士。

举国抗战、全民皆兵——日本和越南这些特点，与“草原部落”骑兵的特点差不多。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民风，就相当于东洋的“草原部落”。

回顾这段历史，之所以在偏软的“儒家文化圈”中，日本、越南的民族精神没有被“软化”、得以保持“彪悍民风”，一是因为“儒家文化”对他们上层影响大，对底层民间影响小。二是因为整个国家形势所迫、“实用主义”大过“中土主义”。独特的地势加铁血的武士英雄文化，使得日本、越南等国在蒙古大军铁骑下，得以“独善其身”。所以，他们愈加崇尚武士文化英雄文化，以“彪悍、善战”民风为荣，直至成为恶劣生存环境下的生存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