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战犯：宜防

由于近代日本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伤痕太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张学良又是受害最深者之一，因此，张学良直到晚年，一直在关注着日本。当他沉默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开口说话时，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此时的他已把一切都看得云淡风轻，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中日两国的未来。为了未来，他对日本的年轻一代提出了忠告。

忠告之一：不要用武力侵略别人，那等于“自吞炸弹”。“日本投降了，那我心里很安定，我没有什么。”没有了“仇”，也已经忘却了“恨”。“谁能让(日本)变成原子弹实验场，死了那么多人，谁招的呢?自己招的。……做人哪，就是本着良心，问心无愧。”人的良知一旦泯灭，离毁灭也就不远了。如果你以武力侵略别人，以强凌弱，“你早晚会惹出祸来的”。日本惹出的祸，“九一八是开头。所以日本元老西园寺也承认，日本等于吞了一颗炸弹”。

张学良的认知，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不要用武力侵略别人”的忠告是他的忠告，也是历史的忠告。

忠告之二：不要以经济侵略别人，只要是侵略必然会遭致反抗。“如果你要经济侵略，别人也不是傻瓜，你将来还是会遭到反抗。”91岁这年，“我跟日本人说，我说你用这经济侵略，你知道将来的后果，是一样的后果。你怎么不反过来经济合作呢?”“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弱者帮助，弱者强大后也会帮助你。”

忠告之三：不要忘记历史的罪错，“忠”而不“恕”，是一种极端。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不仅富有沧桑感和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更富有人性化的恳切与博大。“我和日本NHK谈话，我说中国有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是我执行这事我尽力，恕道是我能原谅人。日本人是忠烈极点，没有恕道。”张学良认为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之所以日本走向极端，就是日本把“忠”发展到了极致，“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日本现在解除武装，不让它搞，一旦它恢复，它还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日本把他们10个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笔者注)都入到那个靖国神社”，“日本的事情都是他们几个惹的。”“他们这10个人入靖国神社，可以看得出来，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我只说了事实，让别人了解。我的看法对错，这是另外的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能否真正的复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也可能日本极右势力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梦想会被日益强大的国际正义力量所挤碎，不过，不管“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的判断是对还是错，将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供人参拜，必然使得日本人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发生模糊和混乱，同时也会给极端思潮的泛滥提供温床。错误的历史观、战争观一旦同极端的民族主义纠结在一起，即使历史不会重演，也会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及亚洲人民的感情，值得警惕。

张学良的一生，深刻地经历和体验了身为弱国军人的屈辱和愤怒，近代日本给他和他同时代的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和平时代的人无法理解的。因而，从横向上说，他对日本国家的极端性、日本军人的野蛮性的认识要比一般人强烈得多。同时，他又在比较中看到了日本的长处，日本的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先进的军事装备令他羡慕，他也悄悄地效法过，一度也产生过恐日的心理。这种憎恨与佩服、畏惧与效法的相互交织，构成了张学良对日本看法的矛盾性特征。从纵向来看，以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以旅欧归来为界限，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期以恨日、恐日、师日相互交集，后期以强烈的抗日为主线，晚年提出防日的忠告。

总的来说，在张学良同时代人中，很少有哪个人的日本观是如此的客观而完整、真切而深刻。说他的日本观客观，因为一甲子多的时间已经平复了他的昔日之恨;说他的日本观完整，因为这位世纪老人到了晚年还在密切关注着日本发生的一切，而且这种关注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感性、理性、人性，民族的特性、历史的惯性、文化的传承性……说他的日本观真切，因为他对日本的每一个看法都缘于大量的、带血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不是他亲耳所闻，就是亲眼所见，更多的是亲身经历;说他的日本观深刻，因为他对日本关注时间之长、对日本观察之细、对日本了解之深皆有过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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